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郭敬波
“游龙戏凤”从明武宗正德皇帝微服出游故事，在民间口耳相传直至形成不同的故事文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话本小说《客窗闲话》、杂剧《梅龙镇》、电影《龙凤店》三部作品。《客窗闲话》是该故事较为原始的形态，上记载：“帝在宣化，有女子李凤姐者，年十四五，有殊姿。其父设酒肆，以凤姐当垆。是时父适在外，帝微行过之，见其丰神绰约，国色无双，不仅迷眩，入肆沽饮”期间掩饰不住内心的渴求，趁凤姐送酒来席时，就要强行将凤姐抱进房内，并且声称：“朕为天子，苟从我，富贵即可立。”此中的正德皇帝至于李凤姐，与情爱无关，更近乎强暴。
后来的杂剧《梅龙镇》又被改编为京剧《游龙戏凤》，与其说是“游龙戏凤”，倒不如说是“凤戏游龙”。剧本中正德皇帝微服出宫扮作军官，深夜来到梅龙镇上，住进了由李龙和妹子李凤姐开的酒馆，正德皇帝见到国色天香的李凤姐，便出言挑逗。李凤姐也不示弱，伶牙俐齿反逗皇帝，后来正德皇帝亮明帝王之尊的身份，李凤姐顺服把皇帝请进卧房。更有戏剧性的是皇帝此时故作迟疑状：“我怕！”，李凤姐反倒给皇帝壮胆：“你怕什么！”
与传统皇帝形象不一样的是，香港电影《龙凤店》中的正德皇帝微服下江南，遭遇身无分文、失忆、沦为乞丐的尴尬，后来遇到了美丽善良又野蛮的老板娘李凤姐，开始了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当李凤姐得知对方是正德皇帝时，一种被欺骗的感觉让李凤姐很失望，通过正德皇帝对凤姐一段纯情表白：“朕决定骗你一辈子，骗你做朕的皇后，骗你为朕生一大堆龙子，骗你永远幸福地跟朕一起生活。”于是误解消除。至于两人是否如真的“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显然不是，因为史书记载这位正德皇帝经常“辇豹房珍玩女御其中，时时入民家索妇女以进”，以至于三十一岁时便“崩于豹房”做花下鬼了。
西方社会也不凡这种王子与灰姑娘的爱情故事，运用当今一句网络流行语解释这种现象就是：“有钱人装穷找女朋友那叫浪漫，穷人装富找女朋友那叫诈骗。”有文史学者称：“在文艺乃至整个人类中存在着一种集体梦幻，大家做着基本相同的梦，都有较为相近的幻想和理想。能够形成若干集体梦幻模式。”这一集体梦幻无疑在无形中引领了文学创作的路径。
以传统的戏剧文学为样本，分析法律或者与法律相关的理论问题，会因为戏剧文学创作对故事的想象性填补，而使这种分析陷入缥缈。然而，由于文学创作以“人性”作为根本底色并对“人性”有深入挖掘，从戏剧文学中的爱情故事追寻婚姻的“理想”的状态，检讨现代法律制度对这种“理想”状态的盲然跟从，也许更有意义。
一提到婚姻人们几乎本能地想到“爱情”，与之相反的视婚姻为合同的思想虽然由来已久，却一直无立足之地。合同的实质是“合同主体为了满足各自的利益需要而缔结的协议”，如果放下道德的顾虑再审视婚姻关系的话，它与一般的合同一样，其实也是当事人为了满足各自的利益而缔结的协议。经济分析法学家法斯纳就将婚姻视为“自愿的契约性联合”。爱尔兰人的婚姻制度甚至规定，男女双方在结婚时，可以协商婚姻关系的期限，从一年到一百年不等。在男女双方商议的婚姻期限届满后，如果双方有继续生活的意愿，可以办理延期登记手续，不办理延期登记手续，则婚姻关系自动解除。
不同的是，婚姻中的合同利益具有多元性。比如，性和种的繁衍利益。两情相悦对婚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满足性需求和繁衍利益无疑是男女之所以缔结婚姻的基础，这也符合“生物都趋向于令自己的基因通过繁殖得到更多的复制”这一社会生物学研究结果。如果放下自欺欺人的虚伪和不考虑其他婚姻利益，男性都会承认期望选择“漂亮”的女子作为配偶，只不过“漂亮”的标准因种族、职业、时代的不同而不同，而女性则会选择那些身体强壮有能力养育后代的男人作为配偶，在文明时代男人的身体强壮等生物因素更多地被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等社会因素所取代。在“游龙戏凤”的三部作品中，李凤姐或“丰神绰约”或“国色天香”抑或“美丽善良”，而在《梅龙镇》李凤姐在未见正德皇帝之前已经从哥哥口中知道“前面来了相貌堂堂吃酒的军人”，九五至尊的皇帝当然是无可挑剔的“极品”男人。当然，在当前无性的婚姻与无婚姻的性两种现象都很普遍，之所谓的“没结婚的像结了婚的一样同居着，结了婚的像没结婚的一样分居着”，但仍然不能否定“性”作为婚姻的基础。
另外，经济状况、身份地位、从事职业、户籍地域等等现实利益，也是婚姻中利益所在。从《客窗闲话》正德皇帝的“苟从我，富贵即可立”的主动引诱，到《梅龙镇》里李凤姐看到正德皇帝“浑身上下九条龙”的皇袍，知道是“真龙天子落房中”，于是“马上前来忙下跪”，并急不可待地“望求万岁将我封”，都彰显了这些因素对婚姻的重要作用。
当然，感情也是婚姻的基础，并且是评价婚姻质量唯一的道德标准。然而，“感情”究竟是什么？从有感情到没有感情，没有人能够确切地说出感情变质的原因，生理学上被说成是荷尔蒙分泌的维持时间，而在法律上，第一次起诉离婚后又分居两年被认定为“夫妻感情已经破裂”的标准。过去人们把夫妻感情问题更多地归结于包办婚姻等婚姻不自主因素上，但事实证明当今自由恋爱的婚姻也未必能解决感情持久问题。所以，学者孙文桢不无调侃地说：“放眼今日实际，就会明白，认为爱情和婚姻有着必然的联系，实际上在用共产主义的道德标准期待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这丝毫不亚于将制造出原子弹的希望，寄托于恺撒时代的罗马人身上。”
因此，感情利益只是婚姻合同利益其中的一种，和性的利益、种的繁衍利益、经济利益或者其他利益一起，单独或者共同促成了婚姻或者使一个婚姻得以延续。并且，婚姻被认为是各种利益的合理性基础与应然归宿，因此才有了“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的说法。因为感情利益是评价婚姻道德的唯一性，所以，在文学创作中感情利益被无限放大，而其他利益则被有意压制来反衬感情利益，三个版本的正德皇帝由刚开始动辄便以“朕为天子”要挟，到放下九五之尊的身份假扮军官任由李凤姐调侃，再到沦落为社会最基层的乞丐被李凤姐收留，身份的反差越来越大，编造出来的故事也越来越唯美。
这种“存感情、灭物欲”的唯美认识在后来由刘德华和舒淇主演的《游龙戏凤》电影中得以继承。时移势移，帝王已作古，影片中由刘德华扮演的程仲森被设计成一位身价亿万的成功人士，由舒淇扮演的女主角米兰却以为程仲森是一名普通的烂赌仔，于是两人的一段平民式爱情在听心跳、玩摇摇、发短信、骑木马中简单而又幸福。当米兰得知程仲森的真实身份时，表现出了如李凤姐一样的困惑，正如影视中的台词：“我一直觉得我可以接受的，嫁个有钱人，花钱谁不会啊，可现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如果说李凤姐的困惑还有“性的独占”利益损失为基础，皇帝毕竟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即便贵为皇后，也难以“集三千宠爱如一身”，还要应付后宫争宠的“美人心计”，甚至有“伴君如伴虎”的性命之忧，而程仲森由“烂赌仔”到“亿万富翁”的华丽转身，实在难以看出米兰困惑的理由，如果说有更多的是因为米兰不能接受那纸婚前财产公证，说白了还是财产利益，或者说基于“爱我就给我全部”这种认识而因财产利益造成的对感情利益的怀疑。
正如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兼婚姻法专家蒋月说，“事实上，我们无法清楚地将感情与物质区分开来，不然的话，为何没人会同一个无家可归、生活在天桥下的人相爱呢？”《龙凤店》中身为店主的李凤姐与乞丐相恋只是一种文学假设。当然，婚姻种种合同利益在当事人心目中的重要性并非平等的，有些人看重性，有些人看重繁衍，有些人看重经济，有些人看重身份。虽然我们应该对不趋炎附势把感情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婚姻从伦理和道德层面大加赞誉，对某些女性“宁在宝马车里哭，不在自行车后笑”的唯经济利益婚姻观予以挞伐，我爱范文，但是在作为“最低道德”的法律面前，则不应当有所区分，而必须承认婚姻动机的非单一性。
文学的“人性”是一种超人性或者说是一种理想层面的“人性”。法律盲目跟从文学关于婚姻“人性”的时候，有时候反而会与真正的“人性”背道而驰。比如前几年曾有一女性向法院提起离婚，原因是丈夫性功能障碍，而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因为我国婚姻法把“感情破裂”原则作为法院判决离婚的准则，而“医学上认为不应结婚的疾病”也把性功能障碍排除在外。显然，法律把感情因素放在了一个不适当的高度。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出台时，有人调侃说：“以后结婚誓词的第一句话应该是：你愿意把房产证加上他（她）的名字吗？”然而，过多地指责司法解释“把婚姻物质化”是片面的，正如一位网友所说：“如果婚姻还有感情，那就不需要求助法律。”法律本来就是“陌生人之间的游戏”，只有当婚姻双方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时候，才需要由法律作出一个了断。
我们需要做一个纯美的爱情梦，醒来了，我们还是要继续柴米油盐的生活。这就是文学与法律，这就是爱情与婚姻，路归路，桥归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