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演講，哈佛的“最後一課”
文/王可
在美國幾乎每一所大學，畢業典禮都是一場“重頭戲”.它們講究排場，大多還蘊含着曆史與傳統。這在哈佛這所美國最古老的大學裏更是展露無遺。
我們的畢業典禮總是定點在“三百年劇場”,它位于哈佛紀念堂與懷德納圖書館之間那片無邊綠茵中。通常，哈佛每年會有兩個演講：一是畢業紀念日演講，一是畢業典禮演講。前者先于後者，并且專屬于哈佛學院應屆畢業生，演講嘉賓由大四學生委員會物色。這種演講一般被稱作“搞笑演講”,一些着名諧星和幽默作家在演講中所講的那些很有味道的笑話，讓我們笑破了肚皮，也令家長臉紅。
而使全體畢業生如沐春風的畢業典禮演講，則幾乎永遠都是“嚴肅”的，它由哈佛校友會敲定演講人選。校方行政管理人員做不了主，誰來演講還得看學生、校友的意願，得體現出他們的興趣與價值取向。有人爲此會說畢業典禮演講是觀測哈佛社群的“精神指标”.
你腦海中浮現的演講可能是一場勸誡畢業生去做未來領袖、主宰世界的說教，可是，哈佛畢業典禮演講者最不可能鼓勵我們去憧憬、去實現做人目标。
我2007年畢業時，畢業紀念日演講嘉賓是前總統比爾·克林頓，畢業典禮演講嘉賓是比爾·蓋茨。一個曾是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人，另一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此二人如果不講權和錢，會講什麽呢？
克林頓提到一個概念：“ubuntu”.意爲“我因你而成”.即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而是社會的一分子。他亦談及我們不應将自身視爲個體去追逐個人的成功，范文，而應爲全世界兄弟姐妹的福祉奮鬥。非洲的艾滋病不是隻屬于“非洲”,印度尼西亞的海嘯不是隻屬于“印度尼西亞”——我們思考時不應将其看作“他們”,而應視爲“我們”.他敦促我們“花盡可能多的時間、愛心與精力去考慮那99.9%的人”.
比爾·蓋茨講了自己與妻子梅琳達如何扪心自問“以我們所擁有的資源，怎樣能最大化地造福最多的人”這一曆程。他緻力于推進創新型資本主義。在其中，市場力量可以更好地服務于貧困者，極具說服力的闡釋：如何利用紛繁複雜、讓企業與政府獲益的現代科技與創新，在發展中國家拯救生命、改善生活。
他向我們發出挑戰：以你們過硬的文憑、才智和天賦，能否應對重大的全球問題，爲更多人的幸福貢獻力量。他也爲我們送上離别的祝願：“我希望，你們将來評價自己的标準，不單單是以職業上取得的成就，也包括你們爲改變這個世界所作出的努力……以及你們如何善待那些遠隔千山萬水，除了同爲人類之外與你們毫無共同之處的人們。”
兩個截然不同的人，兩場如出一轍的演講。
你可能會問：爲什麽？但我會問：爲什麽不是這樣？我們，作爲穩拿“好工作”的頂尖大學畢業生，有年輕的活力，有社會的認可——我們沒什麽輸不起的。我們也許以爲自己所向披靡、高人一等，從而面臨迷失自己謙遜與對全人類同理心的危險。但也恰恰由于這種優勢，我們随時能以最佳準備狀态服務于最富挑戰性的願景，投身于最具挫折性的目标。這不是要我們犧牲健康、财富或快樂去爲其他人做牛做馬，事實上，我們應該并且必須爲了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有所行動， 這不隻是借由個體層面的同情與憐憫，還包括在夢想和卓越層面上進行革新與創造。我們不必放棄自己的生活，恰恰相反，我們可以通過爲更多人幸福的奮戰來改善自己的生活。
我認爲，像名校的畢業生，身處一個獨特而資源豐富的位置，就該爲我們現在身處的世界、爲未來一代又一代人賴以生存的世界全力以赴。我盼望全世界畢業生們，同樣接受這一挑戰，放低身段并爲此努力。
毕业演讲，哈佛的“最后一课”
文/王可
在美国几乎每一所大学，毕业典礼都是一场“重头戏”.它们讲究排场，大多还蕴含着历史与传统。这在哈佛这所美国最古老的大学里更是展露无遗。
我们的毕业典礼总是定点在“三百年剧场”,它位于哈佛纪念堂与怀德纳图书馆之间那片无边绿茵中。通常，哈佛每年会有两个演讲：一是毕业纪念日演讲，一是毕业典礼演讲。前者先于后者，并且专属于哈佛学院应届毕业生，演讲嘉宾由大四学生委员会物色。这种演讲一般被称作“搞笑演讲”,一些着名谐星和幽默作家在演讲中所讲的那些很有味道的笑话，让我们笑破了肚皮，也令家长脸红。
而使全体毕业生如沐春风的毕业典礼演讲，则几乎永远都是“严肃”的，它由哈佛校友会敲定演讲人选。校方行政管理人员做不了主，谁来演讲还得看学生、校友的意愿，得体现出他们的兴趣与价值取向。有人为此会说毕业典礼演讲是观测哈佛社群的“精神指标”.
你脑海中浮现的演讲可能是一场劝诫毕业生去做未来领袖、主宰世界的说教，可是，哈佛毕业典礼演讲者最不可能鼓励我们去憧憬、去实现做人目标。
我2007年毕业时，毕业纪念日演讲嘉宾是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毕业典礼演讲嘉宾是比尔·盖茨。一个曾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另一个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此二人如果不讲权和钱，会讲什么呢？
克林顿提到一个概念：“ubuntu”.意为“我因你而成”.即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的一分子。他亦谈及我们不应将自身视为个体去追逐个人的成功，而应为全世界兄弟姐妹的福祉奋斗。非洲的艾滋病不是只属于“非洲”,印度尼西亚的海啸不是只属于“印度尼西亚”——我们思考时不应将其看作“他们”,而应视为“我们”.他敦促我们“花尽可能多的时间、爱心与精力去考虑那99.9%的人”.
比尔·盖茨讲了自己与妻子梅琳达如何扪心自问“以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怎样能最大化地造福最多的人”这一历程。他致力于推进创新型资本主义。在其中，市场力量可以更好地服务于贫困者，极具说服力的阐释：如何利用纷繁复杂、让企业与政府获益的现代科技与创新，在发展中国家拯救生命、改善生活。
他向我们发出挑战：以你们过硬的文凭、才智和天赋，能否应对重大的全球问题，为更多人的幸福贡献力量。他也为我们送上离别的祝愿：“我希望，你们将来评价自己的标准，不单单是以职业上取得的成就，也包括你们为改变这个世界所作出的努力……以及你们如何善待那些远隔千山万水，除了同为人类之外与你们毫无共同之处的人们。”
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两场如出一辙的演讲。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但我会问：为什么不是这样？我们，作为稳拿“好工作”的顶尖大学毕业生，有年轻的活力，有社会的认可——我们没什么输不起的。我们也许以为自己所向披靡、高人一等，从而面临迷失自己谦逊与对全人类同理心的危险。但也恰恰由于这种优势，我们随时能以最佳准备状态服务于最富挑战性的愿景，投身于最具挫折性的目标。这不是要我们牺牲健康、财富或快乐去为其他人做牛做马，事实上，我们应该并且必须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有所行动， 这不只是借由个体层面的同情与怜悯，还包括在梦想和卓越层面上进行革新与创造。我们不必放弃自己的生活，恰恰相反，我们可以通过为更多人幸福的奋战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我认为，像名校的毕业生，身处一个独特而资源丰富的位置，就该为我们现在身处的世界、为未来一代又一代人赖以生存的世界全力以赴。我盼望全世界毕业生们，同样接受这一挑战，放低身段并为此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