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各界庆祝中央研究院成立13周年，摄于1941年6月9日
地图上连名字都找不到的川南李庄，终于放下了一张“宁静的书桌”。一时之间，小小的李庄名流荟萃：傅斯年、陶孟和、李方桂、梁思成、梁思永、林徽因、董作宾、李济、曹禺等……
在我们列举这些璀璨名字的同时，也请朋友记住下面这些名字——来自小小乡镇上的名流——没有这些伟大的乡绅，就没有伟大的李庄，他们是：罗南陔、张官周、杨君惠、宛玉亭、范伯楷、杨明武、邓云陔、张访琴、李清泉、罗伯希……
这个事实，再一次应证了我早前的说法：中国文化的根脉，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中国的乡绅地主阶层，才得薪传不朽的。没有乡绅文化的中国，尤其是广袤的农业文明空间，将成一片废墟——不仅仅是建筑或群落意义上的废墟，而是心灵或灵魂意义上的废墟！
孔子当年说：礼失，求诸野（《汉书·艺文志》）。没有乡绅的乡野，就真的野了，再也找不到礼的影子。
以下文字来自《成都商报》：抗战时期，外省籍人士迁川七百余万，硝烟驱赶之下，与民众流亡同步的是“文化迁川”运动。1940年，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辗转流徙来到李庄，终于寻得一张“宁静的书桌”，直至抗战胜利。
那是李庄人口与智力密度的高峰。傅斯年、陶孟和、李方桂、梁思成、董作宾、李济、梁思永……3000多人的李庄，人口最盛时增至12000人。据说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当时接收国际邮件只需写上“中国李庄”即可送达。覆巢之下，得有完卵，如果说最耀眼的中国学术群星，照亮了战时的李庄，以罗萼芬父亲罗南陔为代表的乡绅群体以及李庄乡民，则是星空下岿然宽厚的大地。天空斗转星移，大地生生不息。
1940年8月的一天，羊街8号罗南陔府邸，聚齐了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惠、宛玉亭、范伯楷、杨明武、邓云陔等全镇名流，商议“下江人”来李庄的大事——“绅等以同大系著名高级教育机关，政府非常重视，千里流亡，亟待整理。且该校迁来之后，对于地方文化、经济、卫生各方面均属裨益不小。”这份李庄32名乡绅1941年的签名呈词间接说明了当初接纳同济的用心。很快，“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16电文就由李庄发出。
建镇上千年历史的李庄，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码头和粮仓，不仅水运便利，又有“九宫十八庙”等大批公共建筑可资利用。1940年10月，同济大学，以及同样几经辗转迁至昆明、饱经忧患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学术机构，历经五六轮迁徙，最后落籍李庄，从此结束了似乎无休止的颠沛流离。“九宫十八庙”悉数腾出。同济大学校本部设在禹王宫（今慧光寺），工学院在东岳庙，理学院在南华宫，医学院在祖师殿……师生们的住宿靠租用大户人家的私宅民院来解决。
变得拥挤的李庄让人有些头痛。在《抗战时期的四川——档案史料汇编》（四川省档案馆编），一份罕见的史料记录了乡绅们集体为同济大学出头、要求政府当局让出房产的事。“各公私处所均已不顾一切困难，先后将房舍让出，交付同大，而粮税分柜独延宕不迁……该祠既属公产，主权应属本镇全体人士…… 维护教育，繁荣地方，其责端在绅等，万难坐视。……当此非常时，官民同有协助政府，完成抗战之义务。绅等之所以积极协助同大者，良以该校学子，对于抗建贡献甚大。盖安定同大，间接即增强国家力量。该局既为地方机关，对同大辗转流亡来此，究竟是否应当表示欢迎？”在这份名为“南溪县李庄士绅为将孝妇祠依法由同济大学租定祈令南溪征收局转饬分柜迁让呈”的信函上，依次署着“南溪李庄镇士绅：张访琴、罗南陔、李清泉、罗伯希、杨君惠……”一共32人。时为1941年3月29日。李庄乡绅的见识与担当并非偶然。高傲如傅斯年，在《李庄忆旧》也赞誉有加，“知今日西南之系于中国者，盖远过于巴蜀之于炎汉矣。晚来南溪（李庄），暂获栖止，益惊其一邑中人文之盛，诗人辈出”。
在南溪县县志办主任李梓林笔下，“李庄罗南陔，出生于1885年，自幼聪颖，勤功书史，擅长书法金石，性善交游，在家乡建有植兰书屋，约集诸诗友彼此唱和，故有‘小孟尝’之雅号。”罗南陔将患肺结核的考古学家梁思永接到自家疗养，可见其急公好义。
张访琴是李庄张氏望族的族长，德高望重。张访琴、张官周为李庄捐建全县唯一的村镇初中。罗南陔则以推崇实业救国闻名，早在1918年就创办“期来农场”，引进意大利蜂、美国来航鸡、北京鸭，并专门送儿子罗莼芬到成都蚕桑专科学校学习。
李庄、同济本相去甚远，这批崇文重教、开明包容的乡绅，是两者在动荡年代不期而遇的前提。其间，张官周还被聘为中央研究院李庄办事处主任；李清泉则受聘为同济大学校办文书。恰如岱峻所说，“乡绅这个阶层亦儒亦民的身份，使他们在沟通民众与知识界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联系作用”。外来的先生们在这里感到了宾至如归的礼遇和世外桃源般的宁静。来访的费正清震惊于这里的艰苦，“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史语所在此出版的石印线装书《六同别录》即以李庄旧名命名，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也在这里得以完成。同济大学在李庄得以生息壮大，新增法学院，德文补习班改为新生院，造船组扩为造船系，增设机械专修科，培养在校生1300人，毕业生700余人。生物系的童第周坚持在“沙漠”中进行“金鱼实验”，令1943年到访李庄的李约瑟赞叹不已。
李庄也得到反哺，乡绅们的远见被一一证明。当时，李庄及周遭子弟得到了最好的教育机会，拥有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直到研究生，完整并高规格的教育系统，中国乡镇仅李庄一例。比如罗萼芬就毕业于同济附中，农民子弟罗哲文则考上了营造学社的练习生，追随梁思成，成长为中国古建筑研究大师级人物。
小小李庄比南溪县城提早10年用上了电灯。同济大学工学院用直流电机发电，供应全镇照明和机器打米。同大医学院经科学化验，查出食盐中有氯化钡，导致中毒，从而根治了当时流行于川南的麻脚瘟，造福一地。同济工学院王达生在李庄发明了适于川江行舟的浅水汽船，苦于无钱实验，罗南陔牵头集资创建股份公司，促成第一艘“达生浅水汽船”下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