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帮助一个人，比爱全人类要困难得多
原创 言九林
史料搬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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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人事终变，天道能还。
今天
世情如刀，对群体高呼加油，对个体极尽排斥。
常想起瓦·阿·苏霍姆林斯基说过的一句话：
“没有对人的同情心，就不可能有仁爱精神。爱全人类容易，爱一个人难。去帮助一个人，比宣称我爱人民要困难得多。”
以及他为这句话所蕴含的“人道主义”付出的代价。
苏霍姆林斯基是乌克兰人，生于1918年。17岁时开始在农村做小学教师，1939年取得中学教师资格证，1948年成为乌克兰的一所农村十年制学校——帕夫雷什中学——的校长，一直做到1970年去世。
三十多年的乡村教师生涯，让苏霍姆林斯基成了苏联的教育名人。这期间，他写了四十多本著作，六百多篇论文，一千多篇童话与短篇小说，全部与儿童教育有关。他还给3700多名学生做过详细的观察记录，能具体说出170多名“最难教育的学生”在学校的具体成长历程。
但时代并不喜欢苏霍姆林斯基。
1967-1968年，苏霍姆林斯基多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具有一种基本品质，那就是“人性”，这“人性”是一种对具体的人的同情心，是一种“普遍的爱”。
这些以“人性”为核心的教育精神，引起了时代的高度不满，给他招来了铺天盖地的围剿。时代将他的理念做了一番扭曲，定性为“抽象的人道主义”，然后掀起了批判的浪潮。
比如，苏霍姆林斯基主张，教育工作者应该先帮助学生培养出“对恶、对谬误、对耻辱的个人观点”。最高教育机构“教育科学院”的主席团成员，却撰文讽刺他胡言乱语，说什么教育工作者首先要做的，是培养宏大的世界观、宏大的信念，而不是“个人观点”。一些基层教师，也给最高当局写去长信，要求对苏霍姆林斯基实施全面调查。
犹如反讽，一个主张去爱、去帮助具体之人的乡村教师，被扣上了一顶宣扬“抽象的人道主义”的帽子。
1970年9月，经历了长达四年舆论批判和政治围剿的苏霍姆林斯基，在心力交瘁中去世。“爱全人类”者，取得了针对“爱一个人”者的胜利。
去世前夕，苏霍姆林斯基给《国民教育》杂志的副主编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请友人向攻击、批判、诋毁自己的“混蛋”捎几句话：“我请您对他说：我写的一切，我确认的一切，那是我用鲜血写成的”。信中还说，“请注意，如果我坚持不住而死去的话，那么，我爱范文，凶手就是他，这个挑拨离间者”。
死了的苏霍姆林斯基，仍不能让时代放心。“教育科学院”派去参加葬礼的，是一位心理学领域学者A·彼得洛夫斯基。彼得洛夫斯基对这趟出差十分不解：
“是的，我知道苏霍姆林斯基刚刚去世，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前去出席他葬礼的会是我，我是教科院心理学和年龄生理学研究所院士——学术秘书，苏霍姆林斯基并不属于我们所。按惯例，此行代表教科院的应当是另外一个人，譬如，副院长或者首席学术秘书，自然，第一人选，也应是苏霍姆林斯基所属研究所的院士——学术秘书。”
带着这些疑问，彼得洛夫斯基去找了教科院的院长。他没有得到正面解释，只收获了一个更具体的上级指示：
“你大概会在葬礼上发言，因而，我们要求你在葬礼上发言评价苏霍姆林斯基时，只说他是位出色的教师，有理想的校长，卫国战争中保卫祖国的勇士，一位好父亲。你无论如何也不可以说他是一位教育学理论家，不可说他是位道德教育论著的作家。”
彼得洛夫斯基后来回忆说，自己走在葬礼的队伍当中，充满了羞愧。因为他觉得自己来到这里，是在侮辱苏霍姆林斯基，是在侮辱一位“人道主义非常具体”的教育工作者。
苏霍姆林斯基不是最早意识到“爱全人类容易，爱一个人难”的人。在他之前，自莫斯科归来的罗曼.罗兰，早已一语道破了“抽象的人类之爱”背后的虚伪与廉价：
“现代最大的罪恶，是抽象的人类之爱——在遥远某处的非人格之爱。爱不认识的人，爱绝不会碰面的人，其实是很简单的，不仅没有任何牺牲的必要，同时还可以完全满足自己良心的虚荣！这就是良心吗？不！不是这样，而是应该去爱邻人，爱与我们共同生活且为我们带来麻烦的人。”
在罗曼.罗兰之前，美国教育家、历史学家卡尔顿·海斯（C.J.H.Hayes）也说过相似涵义的话：
“凡爱抽象的人群而侮辱具体的个人者，或出口便是对人类应负的责任而无暇为其邻居服务者，这类人，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不能信任。”
但苏霍姆林斯基与他们不一样。他生在1918年，他的祖国在1922年成了另一个国家的一部分，他毕生生活在一个与罗曼.罗兰、卡尔顿·海斯完全不同的世界当中。“去帮助一个人，比宣称我爱人民要困难得多”这样的话，从苏霍姆林斯基笔下写出来，要比从罗曼.罗兰、卡尔顿·海斯的笔下写出来，困难得多。
世情如刀，苏霍姆林斯基太难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