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葛华奠终其一生唯愿付出,极少索取。无论用旧道德或新道德来衡量，都可谓无亏无愧。
上世纪末的1999年，我写了一篇《母亲今年九十整》，开头说，母亲生于1909年，今年整整90岁了。之所以要在此时写，是因为“我不愿按常例在母亲百年之后才来写祭悼文字，怀念生前、赞颂美德，因为她已无知无觉；我只愿她在有生之年看到这篇文字，明白她在儿女心目中的位置，了解自己的人生价值，则其欣慰当何如！”
我的这个愿望是实现了。该文写就打印出来，其时妈妈还很清健，不仅她看到了，家人亲友包括北师大师友和昔日的学生、现在的同事都看到了。为了保存该文，曽在《老人天地》刊发，而且作为我《红楼梦寻味录》（2001年版）的“代后记”收入该书，以后凡看到这一著作的也都读过该文。
从那时到现在，又过去了整整二十年。母亲在2004年即她95岁那年永远离开了我们，此后，逢清明及生日忌日特别是百岁冥寿都有所纪念，主要是在网上、在心中，文字都很简约。我一直想要再为母亲写点什么，九十整那篇文章太过简略了，而且如一位老友所问，你母亲叫什么呀？连名姓都没有。真是极大的疏忽，补阙和充实也是我自己的心愿。
母亲生在浙江绍兴临浦王家闸附近的汕头埠村（旧地名，今属杭州萧山区进化镇云飞村），村里务农者多，外祖父葛陛伦(字需生)则是位教书先生。他的开明也表现在生儿育女的观念上，外祖母一连生了五个女儿，他并无不悦，反过来安慰妻子，直到最后得了一个儿子，取名未迟。未迟者，不算晚也，足见淡定。按旧例，女儿是不排行的。母亲是老二，名华奠，大姨月奠，五姨叫纪华。她们似并未正式读书入塾，但都识字能读。母亲的中文程度不逊于今之中学生，文字能力或有过之。
在《九十整》一文之中，我曽叙及从《山阴天乐葛氏宗谱》中外祖父的一篇传，大略知晓外祖父不得志于科举而热心公益，博雅弘达、安贫乐道。江浙一带是清末民初开风气的地方，办实业、兴铁路、开书局、设学校等等，外祖父兄弟参与其中。外祖父曽两度服务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因遭“一.二八”战火愤而返里。他生前与蔡东藩、吴昌硕、汤寿潜等交，颇有吴昌硕见赠的画。第四女嫁入汤家，惜乎早亡。与蔡东藩亦差点成为亲家。我的大姨嗜看小说，擅讲故事，十分生动而有所加工。她嫁入欢潭田家，大姨夫是个十分幽默的人，出语风趣，乃农事之全把式。我母亲则嫁到了临浦，以后随我父親去上海、广州，后半生则同我长居北京。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母亲葛氏的先辈，应该是她的叔祖，即为近现代史上最早武装抗御英国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先驱葛云飞，1841年时为镇海总兵，因无增援孤军奋战，壮烈殉国。葛云飞是民族英雄，封为壮节公，家谱有明确记载，故里有纪念陵园。母亲的堂弟、也是我的另一位舅舅葛理庸，在抗日战争中被日本鬼子杀害；母亲的侄儿、也是我的一位表兄葛树滋，在抗美援朝中牺牲于朝鲜战场。家族中的前辈和近亲，为国家民族作出了无私奉献，当为后人永远铭记、世代传扬。至今，去外婆家还能到葛云飞的陵墓和祠堂凭吊先烈，舅舅的故居以及他和表兄的像片等烈士事迹，也由后辈尽可能地保存在村里老街的老屋里。
母亲从这个村子、这样的家庭走出来，从乡间到城市，经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上文述及的葛氏家族种种，她生前极少甚至从未提起，比如壮节公葛云飞的事迹是我们从小姨母保存的家谱中及近现代史史料上知晓的，其时母亲已不在世。她从来都以普通人自处，走她平凡的生活之路。母亲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两段，以父亲的逝世为界，前段她隐身家庭，后段独立自强，其坚韧通达的品性是一贯的。
父亲存年仅虚岁四十四岁（1908--1951）。母亲随父在上海，一度去香港、以后到广州，基本上居于“中行别业”（家属宿舍区）。中行眷属中不乏能干出色或颇为洋气的人，而母亲是内敛低调的“吕家嫂嫂”，她不交际、不串门、不打麻将，不烫发、不化妆、不赶时髦。在家对祖母而言是长媳，对未成年的小叔小姑而言是长嫂，当然更是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其时我幼且钝，少有记忆，只存片断。比方母亲为祖母（婆婆）梳头，日复一日，从不间断。“梳头”不仅有仪式感，也有实用性，日常用梳，有时用篦，梳好扎一个髻，插上一个较宽的卡子便告竣，小孩戏称纳发卡为龟壳。母亲自己不梳髻，也不梳太太们常梳的“香蕉头”，只用一段假发包上己发外以网罩封紧，干净利索，出入劳作及下厨皆宜。又比方说，小叔小姑尚在少年，小叔不免淘气，小姑不免娇气，作为长嫂不仅能包容帮扶，且能在“大哥”面前遮饰美言，此点令我叔叔和姑姑永记不忘。至于对我父亲公事外事，她从不干预、从不与闻，但对一应同事友人、上司下属、远近亲朋，却心中了然，处置得宜。在“严父”（受权发布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5月29日）一文中我曽叙及父亲好客，辛劳的都是母亲，兹不再赘。反正年节之间，母亲不仅劳力而且费心，记得敬长辈必须有四个包，桂圆、荔枝、红枣、冰糖，都是干货，包好上覆红纸，这是基本礼数，再视对方需要加上若干赠品。那整只的火腿“开方”也有讲究，头上即爪的部分可与时新肘子共燉“金银蹄”，今之“腌笃鲜”即类此;精华部分称之为“含心”（乡音）是火腿的上方、中方及火踵部分，鲜香无比，可切成薄片蒸蛋或垫以笋片或置清蒸全鱼之上；带骨部分用途更广，煲汤笋为上品。素食锦和千张包之类是当家菜，以雪里蕻笋丝等为芯外包千张皮，几个堆叠捆成一扎的千张包形味均佳。素鸡素鸭等也可仿“功德林”（素肴名店）自制，那用纱布扎紧的素鸡，切开后蘸酱油宛若白斩鸡一般。总之，其中简易者日后在北京复现，我尚能说出一二，总的只剩下模糊印象了。只有一点十分清晰，即母亲持家的原则是丰客俭己，在家中则尊上为先、顾及全家，最后才是自己。
父亲的离世对母亲是沉重打击，也是重要转折。犹如一间独木支撑的房屋，柱倒房塌，子女或工作或求学先后离开，母亲也走出家庭，独立工作。起先，组织上安排她在中行小区的一个服务性的消费合作社工作，我清楚记得大门口有一块由叶恭绰书写的“中行别业”的石质牌匾，门内就是母亲上班的小屋，西晒很厉害。小区的孩子们渴了饿了家中无人了钥匙寄存了等等，都来找“吕伯母”，于是成了大家的吕伯母，至今已七八十岁的当年孩子还记得吕伯母。以后，由于中行宿舍被广州军区整体接管，母亲也出了大院，向同事租了一间房子，工作地点也更远、更劳累。为适应新工作，她上了夜校，学数学，从四则、珠算到结算一一从头学起，工作更不惮辛苦，加班、值班尤其是节假日，她都自愿承担、与人方便，屡屡评为先进模范，却从不张扬。在家中对老母仍尽心孝养，一次母亲为祖母熬的汤药药渣竟无意中救了邻近穷苦的病人，真是好人缘无处不在。
到了1969年初，我的孩子出生，其时母亲已退休，她结束了广州的家来到北京，我们于1968年10月搬到小红楼一栋三号，四家合住，15口人合用一个厕所和一个厨房。女儿在这里出生并过度童年生活。此后的三十多年里，母亲和我们一道在北师大校园换了两处住地，她除短期外访亲友外，一直住在北师大校园。长年的朝夕相处，益发感受到深植于母亲身上的识大体、睦友邻、知进退的品性，一切均在不言中。
母亲并无高学历，然而她有文化，天然地认同公在先、私在后，国为大、家为小。她从不把子女看作私产，任由我们天南海北、顺逆浮沉。五十年代我和姐姐先后去其时还荒凉贫瘠的海南，哥哥到东北锦西炼油厂，救火被灼伤，其后又未能躲过一劫，母亲默然承受这一切，从不抱怨。最令她伤痛的是弟弟患脑瘤不治在1978年早逝，中年丧夫、晚年失子，命途多舛。然而在走出低谷后，母亲翻过来劝慰弟妹。改革开放后，姐夫在广州香港的中国银行负责信贷，做得风生水起；哥哥调入在金山的上海石化总厂为副总工程师兼任总师办主任，还当过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对儿女的顺境，老太太亦视若平常，她到广州、香港以及上海都只短住，尽管广东或江南的饮食起居优于北方，但她还是回到北京，她已惯于北师大校园内平静恬淡的生活。
这里不能说说小红楼一栋三号的故事了。母亲一生走到哪里都能够与人和睦相处，而在北师大的这一段岁月尤其令人难忘。当时并无暖气，开始不会用蜂窝煤取暖还曽煤气中毒一次，幸而发现及时。母亲十分感念邻居们对老人的包容和关爱，记得1972年元旦，我尚在宁夏干校，外子带着两岁多的女儿到上海把祖母、母亲一同接来北师大时，邻居们全出动到小红楼门口，把老小四代接进一栋三号，如同亲人一般。在小红楼期间，大约六平米的厨房要放四个蜂窝煤炉子。平时互相照顾，母亲会在下班前把各家的炉子打开，以便及时用火做饭，偶尔谁家的炉子灭了，便夹一块烧红的引火煤使之重燃。每次倒垃圾，各家户主都会一次端起四个簸箕连炉灰带杂物一同清理。老太太爱干净，公用的场所虽小，总保持清洁；哪家孩子不适在家，老太太会帮忙照看。要说当年挤住在同一门内的青年教师还真颇有出息：左邻吴猛、杨春元夫妇是物理系的，日后吴猛出任北师大副校长；右邻闫纯德、李扬夫妇以后执教于北京语言大学，闫纯德是《中国文化研究》、《国际汉学》杂志主编；朝东一间是教育系的程爱礼，她爱人奚志如从事幼儿教育，在我姐全家来探亲时他们曽慷慨地让出住房；吴猛住房的前任是王彦林、李秀兰夫妇，王是新华社驻意大利首席记者、李在北师大外教中心教汉语，他们送的威尼斯小船“贡朵拉”模型迄今犹存。闫家所住的后任是马樟根、爨德玉夫妇，马以后是人教社社长，等等。如今，曾经的邻居各有自己的一套住房，有的更宽裕，第三代均有在海外的经历。难以想像当年四家人挤住在一套房子里，却毫无摩擦、互谅互让，留下了十分温馨的记忆，也成为当年北师大房产科作为年青教师住房拥挤需要改善的典型。
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平民百姓互济互让的善良本性充分地呈现出来。小红楼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主要是学校用作为青年教师因孩子出世解困而借给的，所以孩子很多。我们一栋楼上楼下总共有十几个孩子，楼下韩兆琦先生的长子大粤为首，孩子们在一起捡小红楼地区芙蓉树上的小绒花，有时提着灯笼上下奔跑。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楼前的小树林搭起了防震棚，小朋友们同住一个大防震棚内，那时的相互帮助和关心迄今令人难忘。母亲能够记得他（她）们每一个人的小名，日后长大成才，在海内外学习、工作，每有消息，老太太满心喜悦，如同自己的儿孙一样。
小红楼时期，母亲不仅親邻睦近，还使我家成为外地亲友来京休整的港湾。其时哥哥弟弟未婚，探亲当然来京，姐姐一家和广州亲家也来京看望，还有上海知青的两个外甥在黑龙江兵团，每年返沪时也经北京。不论食品如何匮乏，住房如何拥挤，母亲都会竭尽全力为外地生活更为艰苦的亲友在这里“加油”充电。北师大的青年教师和学生、女儿的同学，常在节假日来家相聚，砂锅里的“笋干菜烧肉”、盛满大如“小脸盆”的奶油色拉，成为他们记忆中的美食，母亲也成为大家共同的“外婆”。
在北师大校园里，母亲认得的人远比我宽泛。随着我的女儿上中学、大学，她有更多的时间去晨练，同老友交往。她的老友有普通的老头老太，住在校园内自然最熟，如李秀兰的公公是山东枣庄煤矿的一位老矿工，因职业得矽肺病离世，生前逝后都有交往和照应。又如晨练中结识的物理系韩主恩的母亲韩老太太和后勤设备科老张的妻子李彦华等就是经常交往的朋友。此外，也不乏名家。比如对门邻居（我们1981年已经搬至教工19楼1门3号）教育系教授陈友松，又如中文系黄药眠的夫人蔡彻，还有中共“一大”代表刘静仁先生等等。母亲并不以他们知名为荣，只是以友善的平常心往来。最熟悉的当为住对门的陈友松（1899-1992），他是欧美同学会副会长，获1935年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日常多有出国留学的人来找他写推荐信。陈老1976年双目失明，耳朵和其他感官极敏，老人独居，有一笃信基督的保姆照顾。母亲向来睦邻，对失明老人尤其同情，我家每有可口食品不忘送对门共尝。陈友松先生学富才高，曽写过不少诗词相赠，母亲虽不谙此道，却珍惜留存，今只找出其中两首，分别写于1984年和1987年。陈老盲不能书，每由保姆抄出，84之作为藏头诗，须分行录之方见用心之诚。现先示87之作：
《赠葛姥姥之广州》
1987年11月
89盲人 陈友松 （虚齢九十岁）
霜叶映朝霞，
孟邻忽天涯，
慈航渡珠海，
见否岗上黄花？
凛凛虎门，
蒸蒸羊城，
广交万国，
习习南薰，
蕉香蜜荔甜！
北国又飞雪，
花市暖如春，
天河健儿志凌云。
鲲鹏儿孙
南北争相迎，
遥祝吉祥安宁，
何日归燕？
陈老未注词牌，亦未分段，今照录。该年母亲有广州之行，我陪同，陈老知晓行程，故有此作。
赠葛华奠姥姥《接孟氏之芳邻》
陈友松 一九八四，七月
恭书秀才纸一张，
祝福且上萃锦堂，
何许人也镜湖腔，
仙姿侠骨佛心肠
姑苏姥姥羊城客
式相好矣勿相忘
人民医生女华佗
物色为我治目盲
葛天氏民风格好
母氏勤劳有益方
快婿掌珠风华茂
乐显神通过东洋
并识一大刘仁静
且学击剑话沧桑
健身不忘朝朝练
康邓大姐赛娲皇
长安得见浮云散
寿比西池王母娘
此诗每句首字连接起来即为：“恭祝何仙姑式人物葛母快乐并且健康长寿”，见出陈友松老先生对母亲的祝愿之诚，诉之于诗，源诸实感，包涵着母亲的为人风格。我们自1981年搬入此楼，至84年，与陈老对门为邻已三年，老人有感而发。诗中还多有实指之“今典”需稍作诠注：如母亲乡音不改，虽久居沪、穗、京三地都只能听而不能说，故诗中有“镜湖腔”之语，盖指越地之方言也；又如，母亲曽试为陈老求医治盲，似找广州的一位女医生，故有“女华佗”之记；又如，因我母之介“并识一大刘仁静”。关于刘仁静先生，纯属巧遇。刘老居于北师大马路对面之延安大院，日常来师大校园晨练，与母亲熟识。延安大院也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记得我曾造访住在里面的阳翰笙老。母亲这样普通的老太太不与闻时政，更不晓党史，她只说认得一位叫刘仁静的先生，我与外子得知曽登门拜访过一次，刘老健谈而寂寞。刘仁静与陈友松二老比母亲年长（刘仁静，1902年―1987年)，他们见面自然有很多话题，故陈老诗中有“且学击剑话沧桑”之句。记得1983年2月农历除夕，诸老齐集我家，二居室的房子并无客厅，就在过道里拉开了一个可折叠的方圆桌，簇挤围坐，我还专门跑到西四买了一个不锈钢火锅，在副食紧缺的条件下，母亲尽家中所有，为老人做了一桌年夜饭，可谓其乐融融。
这里再补记一首陈友松先生赠母亲的短句：
祝贺葛姥姥八十大寿
玉兔献上瑶台镜
乌龙捧来铁观音
星海灿烂如福境
珠峰峥嵘比寿山
右邻九一瞽叟
己巳年八月十四日中秋前夕
恰孔子诞辰2540周年之同月
农历八月十四中秋前夕是母亲的生日，时当1989年母亲八十岁，而陈老已九十一岁了。
黄药眠先生是北师大中文系著名教授，并未直接教过我，夫人蔡彻女士工作在系资料室倒是熟识的。不知何时何地蔡彻与老太太结识并且送给我母亲几幅手绘的素描，画幅不大，却清晰真切。蔡彻善绘，这几幅画像是随机的硬笔素描人像，用的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便笺。一张画的是黄药眠先生，下署1984.5.11；一张是蔡彻女士，署1984.5.18於北京第一招待所.这两张是正面像，另有两张是蔡彻侧像，亦在便笺上。我完全不记得何以受赠，只有当时在笺上注明“黄药眠先生送葛华奠老太太”、“黄药眠夫人送葛华奠老太太”、“蔡彻先生送葛华奠老太太”。想来是黄药眠先生1984年开全国政协会议期间蔡彻画的，很是有神，因为觉得好，复印出来，分送我母亲一份。类似这样，我不知原委而乐于与母亲交的“老友”，还在所多有。
1992年，我们搬家到今泽丽11楼住一层，离小红楼很近，钟敬文老先生有时会顺脚进来坐一坐，启功先生路上遇见我会提醒，老太太即便有病也不可让医院瞎折腾。冯其庸先生知我家有老母，来校必望。外子交往的老先生如黄德禄、丁则民、刘祚昌、万心蕙等教授来家也受到老太太的热情接待。我的同辈人她也识得很多。最熟的是童庆炳夫人曽恬老师，曽恬是我家常客，有什么好吃的、稀罕的，她都不忘孝敬老太太。中文系的很多老师都认识老太太，如“大眼睛”的张鸿苓、“会说广东话”的张美妮、不修边幅的陈子艾等，有一天，母亲晨练归来认真地对我说,“你同事黄作家告诉我，她写的《梅岭星火》快上演了，留意着看！”哦，那是黄会林呀！
八十年代之初，母亲有一项经历是不可忽略的，那就是她曾去日本，也就是陈老诗中“乐显神通过东洋”之谓。她的开放，她的知止，尽显于此。首先，她是我家第一个出国登上飞机的人。我们兄弟姐妹的出访、开会、旅行、探亲都要到八十年代之末以至九十年代，而母亲已是七十开外的老太太，却先于全家，独自无伴远行，1983年10月9日我们一家三人送她到首都机场，对她一路很不放心，幸好同机有一数学代表团中有北师大老师，可以拜托。其次，此行是旅居日本的叔父全力促成的，他对母亲有双重情谊，对长嫂的感念和代他尽孝的感恩叠加在一起，使得这份叔嫂之情胜过手足、胜过母子，叔父想方设法回报的心愿无时无处不在。当时即便是直系亲属申请出去都很困难，而叔父硬是把一切手续在尽可能快的时日里办齐全，这样的虔心是无法拒绝的。叔父时居东京港区，除在公司上班还同友人开了一家中国饭店，母亲的一饮一食一观一游都极为精心，希望她能够多住时日而且意犹未尽，故又有下文。复次，叔父与加州女儿联系，邀母亲由日去美，签证都已办妥。她们在美事业有成、公益有声、孝親敬老，随时欢迎“大姆妈”前去。此时，母亲着急了，她坚持不去，“弟弟”之情已领，怎能再去麻烦侄女。她来信说，无论如何，即使装病也得回来，，果然，三个月到期时，母亲返回北京。</span></strong></p><p><strong><span> </span></strong><strong><span>知止有节，是母亲的原则，优渥客居的生活，并非她习惯的常态。此时海内外生活的差距尚大，许多人急于摆脱贫窘，千方百计出去。母亲不趋时、不贪图“福分”，安于平淡、回归本分。那种无所事事的“安闲”会使她不适应，在北京即便家务简单了，她依然会找活儿动针线，尤其是织毛线，至今我仍保存着她亲手织就的毛衣、毛裤、毛背心，不忍舍弃。</span></strong></p><p><strong><span> </span></strong><strong><span>九旬以后，我不让她做灌开水之类涉险的家务，她怅然，说“我怎么这样没有用场了！”在她看来，于家人有用，于他人有助，于社会有益，生活才有意义。</span></strong></p><p><strong><span>祖母在世就说“灵前供养是虚文”，母亲更为通达，深明厚养薄葬之义。如果不是海外亲戚坚持为父亲苏州凤凰山置一墓地，母亲是不会留灰的。多年前她就将在日本的受赠较好的衣物分赠亲友，并且嘱咐我，在她临终前后千万不要叫你哥姐来。我遵嘱，只安年和我并一位青年挚友送别。农村亲戚说，北京外婆走得太冷清了，我想母亲并不喜虚热闹，如今每年在网上奠念，写一点如实的文字，是符合她意愿的。
她常说，我的女婿比女儿好，如能在安年手上了结就有福。她如愿了。女婿是靠得牢能担当的，伺奉两代老人，能推着自行车载老太太在校园里转悠。他把母亲的嘉许视为应尽的责任。
滔滔汨汨，如水开闸，关于母亲，似乎还有写不完的事和情，已经很长，就此打住吧。母亲犹如大地，能承受、能包容，如有磁力，散发、延伸，在后人心中永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