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跟我的一个小学老师通了电话。这位老师姓范，是1960年从上海来到北京的。1960年秋季，在我五年级的第一个学期，范老师当了我的班主任。而到了1961年寒假，我因为搬家，就转学走了。我和范老师只相处了一个学期。
但在这一个学期里，我以为，范老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因为范老师到来之前的一年里，发生了一些事。我曾经处在情绪很低落的状态。学习成绩也有所下滑。更重要的是，四年级的班主任明显地对学生不公平，不能一碗水端平。这个班主任对于一些干部的孩子特别偏爱，他们即使犯了错误，也没有任何批评和惩罚。而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家的孩子，要么冷言冷语，要么讽刺挖苦，让我们的心里特别不舒服。我们当时年幼无知，不知道为什么会遇到这么一位老师。
1959年，我的祖母突然去世，也给了我很大的打击，很长时间里，心情非常不好。接下来的一年里，整天就是浑浑噩噩，魂不守舍。再加上前面所说的那位不能公平对待学生的班主任的对待，心情极为恶劣。整个四年级心情都不好，或者说都很低落。而且也没人可以诉说，甚至也没想起来要向人诉说。好歹我没出什么心理问题，更没有抑郁什么之类的症状
到了五年级第一学期，范老师接任了班主任的工作。其实她并没有对我特别关照。只是上课提问时，看到我举手，就给我回答问题的机会。看到我的作业有进步，范老师在课堂上也积极地给予表扬。在范老师的鼓励下，我开始有了自信心，而且学习成绩也在不断地提高。这时班上有人开始说闲话，说我是范老师的宝贝疙瘩。这个词听起来很刺耳，我当然很不爱听。可是就有那么几位喜欢嚼舌根子的人，我一张嘴怎么拦得住，所以，我也就懒得理会，随他们去吧。
五年级第一个学期很快就过去了。这时候，母亲单位也给母亲安排了住房，我们必须搬离京工大院，搬到海淀镇去了。临走前，要办理转学手续。我有点舍不得范老师，可是毕竟还是要离开老师，离开京工附小。对于附小，我没有太多的留恋，但对于范老师，多少还是有些留恋的。
办理转学手续的时候，是范老师带着我一起去办的。我们走在路上，谁都没有说话。我是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我心里也不好受。可是要转学也是很无奈的事。我不知道范老师是怎么想的。或许在老师看来，一个学生转学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吧。她到底有没有想对我说的话，我也不知道。或许有话没说，或者根本就没话可说。
离开范老师后，有好多年，我对范老师的印象也渐渐地淡了。但是范老师当年对待我的态度，我认为是对我很大的帮助，说是师恩也绝不过分。1977年参加高考后，1978年1月，北京外国语学院通知我去参加口试。当时参加口试还要等上一段时间。因为北外距离京工附小很近，我就抽时间去了一趟附小，想看看有没有熟悉的老师可以探望一下。当然，也很想能有机会见到范老师。不巧的是，我到了附小，范老师还在上课。等范老师下了课，很快就还要去上课。所以我只在那十分钟内见了范老师一面。在那十分钟，我只能寒喧了两句，就没有时间说别的。后来，我也等不到范老师再下课了。北外那边的口试时间很快就要到了。从那时到现在，一晃四十多年就过去了。后来听说范老师身体不太好，发生了脑梗。我听了以后也很心疼。只是不知道范老师住在哪里，也没有办法去看她。
后来终于跟范老师通了电话。在电话里，我向范老师表示了我的感激之情。我说，如果没有当年范老师对我的帮助，我可能在后来的工作和学习中不会有那么顺利。我也不知道这话说得是不是夸张，但在我内心里真是这么想的。转学后，我在新的学校里学习成绩一直都还不错，小学毕业考初中，也考上了一所心仪的学校。这为我后来一生的生活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在电话里，我跟范老师说想去看她。而范老师一直阻拦，不让我去。后来架不住我反复恳求，范老师终于同意了。本来还想过两天再去。可是放下电话的第二天，我实在不想等了，就直接过去看望我的恩师。
范老师已经87岁了，确实很老了，但年轻时的轮廓还是很清楚的。至少我一看见老师就认为我不会认错。我跟范老师又说起当年的事。我甚至还打算真想跪在范老师面前，认真地磕一个头。范老师当然没有允许。我就深深入地鞠了一个躬。
我跟范老师汇报了当年转学后自己的经历，老师听得津津有味。看来，老师的心情还算不错。老师说，她身体不太好，特别是腰椎因为骨质疏松，多次发生骨折。我也很替老师担心。不过，老师的情况比我预想得要好很多。看上去，老师是很高兴的。她的情绪一点也不低落。看到老师高兴，我自然也很高兴。我总算了结了我的一个多年的心愿。
后来，我反过来想，如果没有范老师在那一个学期对我的帮助，我的成绩是不是还会继续下滑?我不能确定，也许会有可能好转，但也可能一蹶不振。如果真是一蹶不振的话，那后来的生活也就无法设想了。如此说来，一个老师，能不能对他的学生做到一视同仁，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