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司马贺（Herbert Simon，1916-2001）来到了中国。他为中国学术界奉献了有关人工智能的一场讲演。1980年10月17日，司马贺第二次来访华时（第一次是在1976年），在北京科技会堂（现在的友谊宾馆）做了关于人工智能的报告。这是人工智能创始人在中国做的首场报告！
讲演中的司马贺
司马贺是计算机科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领域涉及认知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公共行政、经济学、管理学和科学哲学等多个方向。在近四十的学术生涯里，他获得了九个博士学位。他是人工智能1956年在美国达特茅斯会议的创始七侠之一，为1975年图灵奖得主，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右下角为司马贺
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来中国做关于人工智能的报告，在当时刚刚敞开国门的中国，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自然引起了中国有关部门的注意和重视。由于他对中国人工智能的特殊贡献，于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人工智能这个学科与“控制论”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但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Norbert Wiener, 1894-1964）不仅要比从事人工智能的年轻人年纪大很多，而且还倚老卖老，尤其是对信息论创始人香农（Claude Shannon, 1916-2000）的学说，更是不待见。所以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召开第一次人工智能的会上，坚决反对维纳。
教学中的维纳
二、控制论在中国
但在中国情况又有所不同。上个世纪50年代，控制论在原苏联其实是被当成伪科学来批判的。一旦被扣上伪科学的帽子，结果自然可知。原苏联1954年出版了一本教科书是这样写的：“控制论者……要用机器代替人，在思想活动方面……建立一支能服从帝国主义需要的思维机器”，1955年版《简明哲学词典》（有中译本），以及1956年苏联的《大百科全书》都称控制论是反动的伪科学。
50年代中国跟原苏联属于“蜜月期”，中苏关系破裂是在50年代末。当年的“老大哥”说控制论是伪科学，那我们是否也要跟着说呢？所以提出了哲学先行的研究模式。先要清楚其哲学含义，看它究竟是不是伪科学。原苏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后来来了一个翻烧饼，本来把控制论说成伪科学，后来又把它写到原苏共党章里去了，这是一个大翻个儿。
当时中国也很不理解，你本来说它是伪科学，怎么突然成为党章的一部分了？这就让理论界很狐疑。后来中国就说要先分析一下控制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么，控制论就不是个简单的科学问题了。它首先涉及到的是哲学和政治问题。
在《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56~1966年)制定了控制论在国内的研讨和发展。在统计、对比和分析历史材料的基础上，提出控制论思想在新中国的独特科学传播模式——“哲学先行，平行推动”的八字方针。
后来由于文革，这个《规划》并未得到实施。但是，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童天湘先生就在1978年4月21日，我爱范文，写出关于“控制论中的认识论问题”的内参。其中就提出了我国要尽快积极参与到这方面的研究中去建议。这份内参得到了积极的反馈。
三、童天湘研究工作的“人工智能”转向
由于童天湘先生参加了司马贺关于人工智能的讲演，便将自己文革前他便从事控制论的哲学问题研究，转向人工智能的哲学问题研究中。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毕竟它们之间存在亲缘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先行”的理念体现在人工智能领域了。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哲学研究所的童天湘先生就是参与人工智能“哲学先行”的先驱人物。
童天湘（1931-2012）是安徽省无为人，生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技哲学室的室主任。退休后，依然积极参加学术活动，硕果累累。他1960年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物理系，后又师从于光远先生。童先生除了是科学技术室主任外，还出任哲学所学术委会委员。并担任过中国管理科学院研究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1988年IEEE/SMC（系统、人和控制论）国际会议程序委员会委员等职。
工作中的童天湘
遥想当年，作为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创始人之一，童先生在人工智能的哲学研究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即使在今天，人工智能在铺天盖地的技术洪流中，仍需要哲学的思考。毕竟，这门学科所涉及的主要在于人的智力活动，而人的智力活动与哲学是不可分割的。什么是心灵，什么是智能，什么是意识，这些都是哲学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即便技术问题解决了，还需要哲学家参与进行伦理辩护。
童天湘自1980年代伊始便走上人工智能的理论研究的道路，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和学会管理工作。早在1981年童先生在《编创之友》第4期上，发表了“‘脑的设计’·机器思维·人工主体——人工智能提出的哲学问题”。
童天湘在《编辑之友》上发表的第一篇关于人工智能的文章
这是我国学者发表的第一篇有关人工智能的哲学问题的文章。
1982年又发表了“论智能革命”。在该文中他提出了“智能革命论”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钱学森教授称“你说的智能革命是又一次‘文艺复兴’”、哲学家肖前教授认为该文是一篇“学术上有创新、理论上有突破”的好文章。
紧接着童天湘于1985年在《哲学研究》第5期上发表“人工智能与第N代计算机”。1988年又在《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上刊文“论智能革命——高技术发展的社会影响”。在10多年的研究基础上，他于1992年出版专著《智能革命论》。
《智能革命论》封面
四、童天湘和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的工作
1980年10月17日，童天湘作为中国哲学界的唯一代表出席了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筹备会与第一届全国人工智能学术会议。
1981年2月10日，部分来自全国各地的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专家学者近50人聚首北京，倡议尽快成立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会上起草了《关于成立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的申请报告》，分别呈交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科协。
1982年6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人工智能学会挂靠，并由童天湘担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办公室主任，人工智能学会落户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童天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1987年4月，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能学会正式挂牌，童天湘等10位学者当选副理事长。
1991年7月5日，民政部正式下文批准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的登记申请，颁发了由民政部部长崔乃夫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团登记证。涂序彦为法人代表，下设7个分会。
1992年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第7届全国年会及人工智能成立10周年纪念会召开，期间选出第3届理事会，涂序彦继续担任理事长，童天湘等12位学者担任副理事长。人工智能学会绝大多数是自然科学界的专家学者，涂序彦曾考虑将学会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转移出去，但因各种原因未能成功。童天湘继续承担学会的管理工作。
1999年民政部要求，学会进行全国社团登记，明确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的主管部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自此学会的工作走向常态化。
到了后来，童先生退休了。学会的工作要后继有人。但他的二位学生分别到了北大和武大工作。社科院哲学所后继无人，他便找到了我。问我是否乐意将学会的工作接着干下去。我说当然愿意了，因为我所学的专业与人工智能有很大交集。那时我虽是室主任，但无法满足其他条件，人工智能学会最终还是交给中国科协管理。
五、童天湘对人工智能在中国的普及
童天湘的研究工作，彰显了中国学者在人工智能的理论研究上所作出的独特贡献。但与此同时，他也对人工智能在中国的普及做出很大贡献。1997年5月3日—11日，IBM公司的“深蓝”计算机以3:5；2:5的成绩战胜了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后，童先生当年便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第9期上，发表了题为“从‘人机大战’到人机共生”的文章。
IBM深蓝对弈卡斯帕罗夫
本世纪谷歌DeepMind团队研发的AlphaGo，于2016年3月击败韩国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从某种程度上，标志着童天湘先生当年的预言的实现。
AlphaGo对弈李世石
童天湘先生的工作不仅仅是在科研方面，他还写过一系列普及性文章，分别被选入语文读本，例如2000年人教社的高二语文读本、2006年山东省教育出版社九年级语文课外读本等。当年“深蓝”战胜世界围棋冠军卡斯帕罗夫时，中央电视台专门找到童先生做相关的节目。同样，童天湘先生为人工智能的在中国的普及也做出不懈的努力。
AlphaGo战胜围棋世界冠军后，我写了若干篇文章。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的访谈。在科学网上撰文从人文社科的视角谈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界都在为之庆贺。2016年4月1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人民大学哲学院现代逻辑与科学哲学研究所、中国维特根斯坦学会联合举办了《人工智能与哲学的跨学科对话研讨会》，我在会上做了题为“机器战胜围棋后的哲学反思”发言。2016年5月25日的《光明日报》花了整版的篇幅报道了那次会议的主要的成果，基本都涉及到人工智能的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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