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觉醒年代》心得体会
今天的中国是世界大国，受人尊敬，而在近代，她却历经挫折，受尽耻辱。其原因可以追溯到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西方文明飞速发展时，清朝却故步自封，结果被人家甩了几条街，成为一头肥羊，周围是许多虎视耽耽的恶狼。可想而知，这头羊在数次侵华战争中被咬得遍体鳞伤，一些有识之士终于开始发奋图强。
首先是洋务运动，向西方学来了先进的器具，开工厂，打造新式军队，可这并未能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不久后，康有为、梁启超进行戊戌变法，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但在封建势力的打击下惨败。孙中山先生组织起中国同盟会，领导辛亥革命，在数年的斗争下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却因革命党人的软弱导致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
军阀之间相互斗争，旧势力仍然强大，再加上外国列强从中作梗，中国究竟应何去何从?
先进知识分子在绞尽脑汁为中国寻找出路时，发现很多人还拥护着帝制，封建主义依旧根深蒂固。他们认识到要改变这种局势，必须根除封建旧思想，启发民众思想觉悟，于是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掀起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新思想、新文化。李大钊、胡适，周树人等都是这场运动的得力干将，蔡无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广纳贤才，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相继来到北京大学，因此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两大阵地。
国家的衰微与复杂的局势给革命者带来不少困难，北大中保皇派与其他先进教授学生也是明争暗斗，北大合情合理解聘一个不合格的外籍教授，却因他与英国皇室有关而闹成了外交事件。
新文化运动最终因忽视人民群众而落幕，但它启发了无数青年知识分子，中国新一代开始觉醒。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又进入新的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觉醒，我们最终革命胜利。
今年是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走过坎坷迎来富强。我们青少年是祖国未来的希望，我们一定要学习好先进文化，以史为鉴，及时觉醒，做好党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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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同志的“初心明灯”照耀民族前进之路
百年前，有句呐喊响彻天地，唤醒了沉睡的中国，“青年要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发出呐喊的人就是中共党员李大钊同志。
青年是党的活力源泉、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更要学习无产阶级革命先烈的革命精神，涵养革命先烈的革命情怀，继承革命先烈的斗争意志。青年党员要像李大钊同志一样，做一名马克思主义伟大思想理论的信仰者、践行者。
李大钊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坚信马克思主义伟大思想、践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李大钊同志积极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华民族发展的道路，坚定不移走马克思主义道路，李大钊同志一生追随马克思主义思想，用生命践行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伟大思想。现在，历史的接力棒传到我们手中，我们要以李大钊同志为榜样，积极做一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
强烈的民族情怀是一盏明灯。李大钊同志看到祖国正处于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内忧外患。他说：“感于国事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民族忧患令他彻夜难眠，积贫积弱的中国出路在哪里，民族的未来在哪里，他无数次扣心自问。他苦苦寻找如何拯救病态的民族，真理之光何时才能照耀中华民族的未来。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他看到了希望，这不就是孜孜不倦追求的真理吗，他在党旗下宣誓，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一盏明灯。李大钊同志永葆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学习态度。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员，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伟大思想，学深悟透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时代价值，1918年，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多篇文章，坚定的政治立场，深厚的革命情怀，强烈的斗争精神，李大钊同志始终怀着执着的理想信念，为党的革命事业殚精竭虑。李大钊同志是我们党的精神丰碑，我们要以李大钊同志为标杆，认真学习党的思想理论，积极做伟大思想理论传播者。
永恒的奋斗精神是一盏明灯。李大钊同志为党的革命事业，奋斗了终生。作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复杂的困难面前从没有退缩过，在艰苦的斗争中从没有放弃过，在严酷的刑具面前从没有畏惧过。奋斗是最亮丽的民族情怀，更是最洪亮的革命呐喊，他永葆一颗奋斗的心，为了民族的未来，为了下代人的幸福，他有着“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奋斗激情，信仰在他心中是永不熄灭的灯。我们要以李大钊同志为榜样，永葆奋斗精神，为了伟大的民族复兴，积极做伟大事业的践行者。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李大钊是我们广大青年党员的精神丰碑，永远屹立在我们心中，他用信仰的光芒，一直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新时代的我们要努力培养民族复兴大任的责任感，做到脚踏实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断努力。
观《觉醒年代》心得体会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一段广为传颂的佳话。那么，“南陈”与“北李”是如何走到一起的?他们的第一次“交手”，谈论的是什么问题?剧中一开篇，就展现了陈独秀与李大钊相识的过程。
1915年，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进步留学生李大钊、高一涵等与主张复辟帝制的学生张丰载、刘一品等开展激烈辩论。李大钊慷慨陈词“唤起民众觉悟、推翻封建思想、振作民族精神”，引起了流亡日本的革命者陈独秀的关注。遭到学生误解围攻的陈独秀，在李大钊帮助下脱困，二人相见恨晚，就中国的救国之道展开讨论。
其实，早在这次相遇之前，陈独秀与李大钊就曾在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上，有过一段关于爱国主义的对话。
袁世凯窃取国家权力后，以国家、民国的天然代表自居，称那些反对他复辟活动的革命党人，是“以破坏国家为主义者也”，称“但使一息尚存，亦不许谋覆国家之凶徒以自恣”。他打着“国家”与“爱国”的旗号，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加以镇压。对此，全国人民极为愤怒，纷纷采取不同形式予以反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究竟还值不值得爱?怎样爱国才是正确的?这些问题在先进知识分子中引起很大关注。
1914年11月，陈独秀基于对现实的悲愤，在《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上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对“国家”与“爱国”进行思考与探讨。文中指出，中国并未形成“近代国家观”，国人也没有爱国的“自觉心”。陈独秀认为，爱国要有立场，不能把爱国与效忠袁世凯混同起来，打着爱国旗号来掩饰窃国行为。他写道，若国家为民者则可爱，若国家为害民者则不可爱，“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盲目地去爱国，就会上当受骗。
当时的中国，陈独秀的所思可谓是对旧有观念的打破，让人耳目一新。但即便是这样，李大钊还是从此文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于是撰文予以回应，标题即为《厌世心与自觉心》。
李大钊抓住的是陈独秀文章中表现出来的“厌世”态度，即他对旧社会“破”多“立”少。只说缺点容易让人产生误会，特别是李大钊从自己同学那里得到的反馈，是从陈独秀的文章中已经看不到中国的希望了。李大钊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说清楚，需要进一步阐发。
“中国至于今日，诚已濒于绝境，但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自灰。”李大钊文的题目虽然有“厌世”二字，但是他要表达的却是反对这种消极的态度，呼吁人民不要放弃爱国主义信念，要提振信心。文中有一段话这样写道：“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侪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
这里李大钊想说的是，爱国，就去建设一个可爱的国家；不能反过来从自己的角度考量，这个国家是否值得爱，才去做点什么。真正的爱国者，也可能会“爱之深责之切”，但绝不会停止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