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解放前凭着努力和勤奋，考上了当时为数不多的公费大学——北洋大学（现在的天津大学），从师于茅以升等老教授，专攻土木建筑。1938年毕业后，他曾参加过粤汉铁路、滇缅铁路、衡阳飞机场等设计工作。他的职务也由助理工程师逐步提升为工程师、高级工程师。1948年，在他担任长沙铁路工务段段长期间，国民党西南行辕公署行政长官白崇禧派人给他400大洋，让他炸毁衡阳铁路，企图阻止解放军南下。他断然拒绝了。这使得他能在1984年以和平起义、投诚人员的身份得以平反。可是，这并没有抵销爸爸上大学期间参加过国民党的“罪过”。1951年的镇反运动，他因为没有交代上述“罪行”而被判处五年徒刑；文化大革命又被清洗回湖南老家，直到1979年才恢复工作。他发挥才能的黄金时代被剥夺了，也给儿女们的、学习带来了数不清的灾难。
在父亲服刑期间，哥哥该考大学了。可是，妈妈一个月四十来元的工资，养活我们兄妹几个尚且不够，又怎能供哥哥上大学呢？作为家中的长子，哥哥毅然而郑重地向妈妈提出退学，摆小摊挣钱养活弟弟妹妹的要求。妈妈搂着他哭呀哭，哭红了眼眶，苦干了眼泪。
妈妈出生在湖南湘乡的一个大户人家，解放前教过几年小学，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为了让孩子继续上学，她横下一条心：就是去要饭，也不能让孩子退学！她加班加点地干活，下班后再糊纸盒，并到处借钱。她有一个小本，上面记着我们跟谁借的钱、借了多少、借钱的时间等等，不管是三元五元，都在小本本上记得一清二楚。她老人家在林中的时候，还郑重地告诫我们：“一定要把借的钱还上！人家的滴水之恩，我们一定要当涌泉相报！”
哥哥终于没有成为摊贩。他考上了北京石油学院！现在，他成了中原油田的高级工程师。他已经退了休，在北京女儿的家里尽享天伦之乐。
我呢，1965年高中毕业后去了宁夏生产兵团农建13师，一去就是15年，在这15年中，人们对我的称谓不断变化；农工、黑五类狗崽子、统计、中学教师……在这15年中，我没有放弃努力，读书看书，后来又迷上了新闻写作和创作。有一天，我坐在我管理的稻田水渠旁写稿子，因为长期劳累、营养极度不良，又是在毒阳下写作，我虚脱了……两眼一黑，两腿一软，就掉到水渠里……被渠水冲醒后，我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稿纸摊开，在阳光下晾晒。后来，我成了《宁夏日报》、《人民军垦报》、宁夏人民广播电台的优秀通讯员。1976年，又在《宁夏文艺》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1979年我回京后，发表了几十万字的小说、、报告、相声、快板、论文、书稿等作品，并多次获得过《北京晚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大奖。
1978年，我考上了宁夏广播电视大学；1979年返京后，我又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函授中文专业，坚持5年业余学习，取得了大学本科毕业文凭，并以优异成绩被《旅游》杂志聘任，当上了编辑、记者。
我弟弟1965年高中毕业后，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因而没有上山下乡。那时，我们的父母、弟弟、妹妹都被赶回了老家，哥哥分配到外地，我又上山下乡，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的“懒惰”天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家里的锅碗瓢盆摆了满地，屋里根本就没有下脚的地方，满桌子满床都折着页的书。你问他房租是多少，他答不上来，而你问他折的书是第几页，他却了如指掌。为了把省下的电钱和煤钱给父母寄去，他冬天也不生火、不点灯，晚上跑到工厂去看书，伴着轰鸣的机床睡觉……在这种极艰苦的条件下，他自学了《高等数学》、《机械制图》等课程，并在1979年考上了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上学后，他得了高血压病，他他还是艰难地学完了所有课程，取得了大专文凭，并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妹妹的境遇比我弟弟也好不了多少。
1971年，她在一个好心人的帮助下，“曲线返城”，回到了北京大兴县魏善庄。
所谓“曲线返城”，就是在外地插队或被迁赶的女知青，用出嫁为代价返回市郊区。我妹妹嫁到大兴县魏善庄后，白天下地刨高粱、耪玉米、喂猪，晚上回来坚持看书。就在这时，我妈妈得了癌症。妹妹虽然挣的是女社员中的最高工分，但这8分钱只能换一斤棒子！我妹夫为了给我妹妹分担痛苦，骑车往返二百多里路，跑到北京城里，卖了200毫升血，换了30元钱给我妈妈看病。他还担负了照看两个孩子和料理全部家务的重任。
妹妹在丈夫自我牺牲精神的感召下，发奋读书，终于在1983年她35周岁的时候，以两个孩子母亲的身份，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夜大学俄语系，并翻译出版了小说《列宁的青少年时代》。她在工作中也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还因抢救孕妇而立过三等功。
巴尔扎克说过：“世界上的事情永远不是绝对的，结果完全因人而异。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对弱者是万丈深渊。”我们一家五个大学生，都是在逆境和苦难中奋斗成功的。我们也许应该感谢逆境和苦难！
（原创作者：宁夏何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