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下午3时，第26师团先行的两个大队在突破了绥远游击军外围阻击后抵达包头附近，随后在5架战斗机的掩护下对城东新31师93团的两个营发动进攻，并在突破了这两个营的防线后，与熊川讨伐队会合，以一半兵力入城与骑兵集团司令部汇合，另一部径直向黄草洼新31师师部发起攻击。
此时的黄草洼除师直部队外，仅92团两个营和刚抵达战场的新32师94团第2营，鉴于先前阻击熊川讨伐队时已遭受相当损失的情况下，这三个营并没能阻挡住日军的进攻，新31师师长孙兰峰只能下令撤退到北山根附近进行整顿。由于日军进攻甚猛，留置于新31师师部附近的一个炮兵连因攻城副指挥官刘振蘅没能及时通知而告覆没，这个连的4门山炮也全被日军掠获。
日军在夺取黄草凹后又将矛头指向了西北关。但是这次日军的如意算盘却未能得逞，防守西北关的91团第2营2连和团属机枪连在第2连连长孙英年的指挥下，集中轻重机枪，给进攻的日军以沉重打击。此时，新32师所属之95、96团赶至包头城下，这2个团在师长袁庆荣少将的指挥下立即投入战斗，与进攻西北关的日军大队发生激烈战斗。而日军第26师团的后继部队也于此时陆续赶至，投入了战斗，致使新32师腹背受敌，遭受惨重损失，师部上尉参谋王晓鹏与96团的两名连长相继阵亡。正当新32师危急时，战场的形式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第101师在摆脱了沿途的伪蒙军后，也赶到了西北关加入战斗。中日双方即围绕着西北关为争夺要点，一直混战到入夜后，战场又回复了沉寂。
12月22日晨，在城内稍事休整的日军以骑兵第1旅团旅团长片桐茂为反攻总指挥，指挥6个步兵中队、3个骑兵中队、1个战车队以及炮兵一部向城内外的第35军各部发动总反攻。第101师、新31师、新32师与五临警备第1团同时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一时间，浓烟障天，杀声震地，白刃相搏，血肉横飞，战斗异常激烈。这一战斗，一直进行到中午时分，在中国军队的英勇反击下，以日军停止攻击而结束，战场再度进入了沉寂。
由于日伪军的援军仍不断赶到包头，而中国军队经过两天两夜的苦战，已经极度疲劳，如果再与日军继续作战，势必遭受更大的损失。为此，傅作义根据情况认为，在3天的激烈争夺战中，已杀伤大量日伪军，但要收复包头已是不可能，于是决定撤军。傅作义的命令概要如下：我军远袭包头，业已攻入城内，消灭了大量敌人，并将日军主力吸引过来，配合湘北战役的任务，已经完成。为了避不利、找胜利，决定作战略转移。各部队应按先城内后城外，先攻城部队后打援部队的次序，互相掩护，脱离战斗，于21日夜间向中滩。
节选自《第八战区军事攻势》作者胡博 本文刊登《军事历史》第134期 135期
文中提到的王晓鹏，是米仓县沙罗圈樊三圪旦人，现在的杭锦后旗三道桥顺利六社。娶妻马文茹，生有独子王有生。
王晓鹏抗日牺牲后，傅作义将，董其武军十分悲痛，亲自到王晓鹏家慰问，调拨50余亩地作为抚恤。并亲笔书写了牌匾“光荣烈士。”悬挂在家。
那时候，王晓鹏独子王有生尚在襁褓中，马文茹又不会农活，全凭长工刘曲儿照顾。解放后，因为有地有长工，马文茹被定为地主。
为了生活，养活不到三周岁的独子王有生，在乡亲们的撺掇下，再嫁贫农刘曲儿。
文化大革命前，因为丈夫是贫农，马文茹虽然是地主，村里的人都知道，前夫是抗日烈士，按烈属待遇，每年过年在刘曲儿院子里扭一下秧歌，民政局的人送来一张年画表示慰问，已经是天大荣耀。
文化大革命时候，造反派把“光荣烈士”牌匾打碎，批斗马文茹。实在活不下去了，马文茹偷着来到了北京，找到了时任中国政协副主席的董其武将军。
据说，董其武将军一听是王晓鹏的遗属马文茹来找他，正在养病的董其武，连袜子也没有来得及穿，就迎了出来。
听说马文茹的遭遇后，亲自书写“光荣烈士”牌匾，电话告知巴盟政府，要善待烈士遗属，不要流了血，再流泪。
刘曲儿老汉，把烈士独子视为亲生，培养读了大学，成了铁路工程师，参加坦桑尼亚铁路修筑，为国争光。
刘曲儿老人晚年患病卧床不起，退休后的王有生夫妇，伺候到刘曲儿老人去世，又风风光光地给老人送葬，在当地成了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