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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励志:生命中的七堂课

职场励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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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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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勵志:生命中的七堂課

七堂課,七個人生哲理,每個都是簡單而又深刻的格言。

1995年在與日本企業家中内功對話時,德魯克說:在我的生命中有7堂課,他們教育我怎樣保持高效、持續成長、應對變化、打破常規、超越過去。

第一堂課:追求完美。1927年,18歲的德魯克離開家鄉奧地利來到德國的漢堡當學徒,同時也在漢堡大學學法律,不過,在那個年代,德魯克讀大學基本上是不用去聽課的。德魯克說,在1927年那個古老的年代,獲得大學文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每年定期交一點學費和在考試的時候露個面。

但是,那個古老的年代,漢堡的青年旅社、城市圖書館以及漢堡歌劇院卻是對大學生免費開放的。德魯克的第一堂課——音樂課也是受益于當時德國漢堡的這一制度,如果沒有對于大學生免費的制度,當時一邊做學徒一邊讀大學的德魯克是不可能每周都去聽歌劇的。

德魯克聽到意大利作曲家威爾第的一出歌劇《福斯塔夫》。是晚,他完全爲這出歌劇所震撼。當年威爾第已是80高齡的老人了,他的一段話:“在一輩子的音樂家生涯中,我努力追求完美,可惜一直失之交臂。我有責任要再試一次。”這在德魯克腦海裏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并以此作爲自己的座右銘。

德魯克一生寫了40多本書。當别人問他自己最滿意的作品時,他總是微笑回答:下一本。

第二堂課:上帝看得見。古希臘著名雕刻家菲狄亞斯被委任爲雅典的帕德嫩神殿制作雕像,但當菲狄亞斯向雅典市府索取薪酬時,會計刁難菲狄亞斯說:“你所做的雕像都是站在神廟的屋頂,并且神廟又是建在高高的山上,所有的人隻能看到雕像的前面,而看不到雕像的背後,我隻能付給你雕像前面的費用,而雕像的背後由于大家都看不到,所以我不能付給你那些錢。”

“你錯了,”菲狄亞斯反駁說“上帝看得見。”

一語驚醒夢中人,菲狄亞斯的“上帝看得見”這句話成爲德魯克的座右銘,范文,人們要不斷追求完美,因爲上帝會知道一切的。德魯克過了80多歲之後,仍舊在構思、創作新的作品,努力做到更加完美,因爲上帝在看着德魯克。

第三堂課:終生學習。 1929年11月19日,德魯克剛剛迎來自己的二十歲生日的時候,有一件喜事也同時落在他的頭上,那就是德魯克被漢堡最大一家報社錄用,當了财經和外事報道的記者。

報社的工作時效性很強,早上六點鍾開始工作,下午兩點十五分就發稿,然後将成型的版本交給印刷廠印刷。在報社工作期間,德魯克學會了跨學科跨領域學習的方法。之後的将近六十多年的時間裏,德魯克每個三至四年就會選擇一門新的學科做研究,有統計學、中世紀史、日本的藝術、經濟學等等包羅萬象。

他對日本繪畫甚爲着迷,亦有深入研究,并曾寫出專著《畫筆的冒險:日本繪畫》并在克萊蒙特大學帕蒙納學院講授了10年的東方藝術課。确實,一個管理學家,講授東方藝術課,聽起來覺得有些匪夷所思,但細細一想的确是德魯克的成功之處。

德魯克說:“這種學習方法不僅給我一個豐富的知識寶庫,也強迫我接受新知識、新思路和新方法——因爲我所學過的每門新學科,都基于不同的理論假設,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德魯克就是這樣一個跨界的飛行者,而且飛出了高度和廣度。

第四堂課:定期檢讨。22歲的時候,德魯克已經是報社的三個總編助理之一了。當時的總編大約50多歲,在每年的新年伊始和半年過後這樣兩個時間段裏,總編都會花費一天半的時間來對過去的工作進行反省,從總結成績開始,然後找到做得不夠的地方,找出可以加以改進的地方。在會議的最後兩個小時裏要拿出下半年的工作計劃,要集中力量解決什麽問題?在哪些方面需要提高?團隊的每個人都需要學習什麽新的東西?一周之後,每個人都需要向總編交一個計劃報告。

1937年德魯克從英國來到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魯克花了18個月的時間研究美國通用汽車,并且寫出了《公司的概念》一書。這個時候,德魯克想到了總編輯曾經給他講過的反省課。此後,每年夏天,德魯克都會抽出兩周的時間,來回顧和反省過去的一年。看看那些地方還可能做得更好,哪些地方應該做而沒有做,那些地方沒有做好。然後,在提出上述問題的解決方案。

德魯克的這一反省的習慣從上個世紀的四十年代開始,一直到生命的結束爲止,跨越60年。

第五堂課:高人指點。1933年,奧地利人德魯克從德國的漢堡來到英國的倫敦,在一家小型的私人銀行做經濟師并兼任合夥人的執行秘書。在這裏工作了大約三個月之後,銀行的創始人找德魯克談話了:“你現在已經從原來的經濟分析師提升爲執行秘書,可是就仍然幹的是經濟分析師的活,到底執行秘書應該幹什麽?怎麽才能做一個稱職的執行秘書?很顯然你沒有做到。”

一開始德魯克還接受不了,感到很惱火,慢慢地德魯克意識到創始人是對的。

也就是從那以後,德魯克改變了自己的行爲方式和工作風格。此後,每當擔任一個新的職務時,德魯克都會問自己,“爲了在新的崗位上提升效率,我應該做什麽,怎麽做?”德魯克發現,他一生中變化了無數的職位和崗位,但每一次的答案都是不一樣的。

德魯克總結自己做管理咨詢50多年來的經驗發現,在所有的組織中,那些被提拔起來的,擔任新崗位的幹将,沒有幾個人能夠成功的。爲數不少的人徹底失敗,大多數人平平淡淡,成功者寥寥可數。

原因就在于他們往往是“新瓶裝舊酒”,“以不變應萬變”,慢慢地就變得平庸了。德魯克說,沒有人能夠自己發現這些不足,一定需要有高人指點迷津。

第六堂課:反饋比較。1937年,德魯克從英國來到美國。大約到了1945年的時候,德魯克選修了三年的課程研修歐洲現代史,尤其是15世紀和16世紀。德魯克發現,有兩個歐洲機制成爲推動歐洲發展的動力,一個是南方天主教的耶稣會,一個是北方新教的加爾文教會。兩者的成功都歸爲同一個因素:目标和結果比對的學習方法。

每當一個牧師做一件重要的事情,或者是做某一項決策的時候,他們都會把所要達到的目标寫出來,9個月之後,他們會把實際的結果和原先的期待做比對,看看那些地方做得好,優勢是什麽?下一步要做什麽,要改那些習慣?那些是沒有做好的地方,那些是不擅長的地方?

發現這種目标與結果的比對方法之後,半個世紀以來德魯克都是這麽做的。德魯克說,因爲這樣可以顯示出什麽地方需要提高、完善,最後也顯示出一個人不能做什麽,因此以後就不要逞強。知道個人的優勢所在,知道怎樣提高自己的優勢,知道自己的軟肋在哪裏——所有這些都是進一步學習的關鍵所在。”

第七堂課:熊彼特的啓示。經濟學家熊彼特生前是德魯克父親的好友,早在1902年德魯克的父親一面是奧地利财政部的公務員,同時也在大學裏講授有關經濟學的課程,而19歲的熊彼特就是聽課的學生。在德魯克父親的印象中,熊彼特精力旺盛、傲慢自大、生硬粗暴、不可一世。

1950年1月3日,父親帶着德魯克拜訪了重病中的熊彼特,這時的熊彼特已經是一個66歲的老人,他對德魯克的父親說:“我現在已經明白,僅僅記住個人的著作和理論是遠遠不夠了,除非一個人能夠給别人的生命帶來不同,否則他做的也沒有什麽稀罕之處。”

要知道,熊彼特年輕的時候可不是這樣看待人生的。德魯克的父親記得熊彼特在30歲的時候,風華正茂,剛剛發表了兩部著作,其中就有《經濟發展理論》。當時,熊彼特誇下海口說,他最想讓人記住的是“歐洲漂亮女人最偉大的情人,歐洲最偉大的騎士——也許還是世界最偉大的經濟學家。”

五天之後,也就是1950年1月8日,熊彼特離開了人世,終年66歲。

德魯克永遠不會忘記熊彼特和父親的那次對話,他從中得到了三點啓發:一、人必須自問,希望他人在自己身後記住他什麽;二、人應該随着年齡而有所改變,不僅是個人的成熟度有所改變,同時也要随世界的改變而改變;三、能讓他人的生命有所不同,是件值得後人記住的事。

如果有朋友準備在這個超長的假期裏讀點東西,建議你去精讀大師的名著。上面的“德魯克的七堂課”就是摘自《德魯克看中國與日本》第97頁至105頁(管理專家田同生上個月就讀了這本書,而且做了摘錄,我從他那裏‘抄襲’了許多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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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励志:生命中的七堂课

七堂课,七个人生哲理,每个都是简单而又深刻的格言。

1995年在与日本企业家中内功对话时,德鲁克说:在我的生命中有7堂课,他们教育我怎样保持高效、持续成长、应对变化、打破常规、超越过去。

第一堂课:追求完美。1927年,18岁的德鲁克离开家乡奥地利来到德国的汉堡当学徒,同时也在汉堡大学学法律,不过,在那个年代,德鲁克读大学基本上是不用去听课的。德鲁克说,在1927年那个古老的年代,获得大学文凭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每年定期交一点学费和在考试的时候露个面。

但是,那个古老的年代,汉堡的青年旅社、城市图书馆以及汉堡歌剧院却是对大学生免费开放的。德鲁克的第一堂课——音乐课也是受益于当时德国汉堡的这一制度,如果没有对于大学生免费的制度,当时一边做学徒一边读大学的德鲁克是不可能每周都去听歌剧的。

德鲁克听到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一出歌剧《福斯塔夫》。是晚,他完全为这出歌剧所震撼。当年威尔第已是80高龄的老人了,他的一段话:“在一辈子的音乐家生涯中,我努力追求完美,可惜一直失之交臂。我有责任要再试一次。”这在德鲁克脑海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德鲁克一生写了40多本书。当别人问他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时,他总是微笑回答:下一本。

第二堂课:上帝看得见。古希腊著名雕刻家菲狄亚斯被委任为雅典的帕德嫩神殿制作雕像,但当菲狄亚斯向雅典市府索取薪酬时,会计刁难菲狄亚斯说:“你所做的雕像都是站在神庙的屋顶,并且神庙又是建在高高的山上,所有的人只能看到雕像的前面,而看不到雕像的背后,我只能付给你雕像前面的费用,而雕像的背后由于大家都看不到,所以我不能付给你那些钱。”

“你错了,”菲狄亚斯反驳说“上帝看得见。”

一语惊醒梦中人,菲狄亚斯的“上帝看得见”这句话成为德鲁克的座右铭,人们要不断追求完美,因为上帝会知道一切的。德鲁克过了80多岁之后,仍旧在构思、创作新的作品,努力做到更加完美,因为上帝在看着德鲁克。

第三堂课:终生学习。 1929年11月19日,德鲁克刚刚迎来自己的二十岁生日的时候,有一件喜事也同时落在他的头上,那就是德鲁克被汉堡最大一家报社录用,当了财经和外事报道的记者。

报社的工作时效性很强,早上六点钟开始工作,下午两点十五分就发稿,然后将成型的版本交给印刷厂印刷。在报社工作期间,德鲁克学会了跨学科跨领域学习的方法。之后的将近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德鲁克每个三至四年就会选择一门新的学科做研究,有统计学、中世纪史、日本的艺术、经济学等等包罗万象。

他对日本绘画甚为着迷,亦有深入研究,并曾写出专著《画笔的冒险:日本绘画》并在克莱蒙特大学帕蒙纳学院讲授了10年的东方艺术课。确实,一个管理学家,讲授东方艺术课,听起来觉得有些匪夷所思,但细细一想的确是德鲁克的成功之处。

德鲁克说:“这种学习方法不仅给我一个丰富的知识宝库,也强迫我接受新知识、新思路和新方法——因为我所学过的每门新学科,都基于不同的理论假设,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德鲁克就是这样一个跨界的飞行者,而且飞出了高度和广度。

第四堂课:定期检讨。22岁的时候,德鲁克已经是报社的三个总编助理之一了。当时的总编大约50多岁,在每年的新年伊始和半年过后这样两个时间段里,总编都会花费一天半的时间来对过去的工作进行反省,从总结成绩开始,然后找到做得不够的地方,找出可以加以改进的地方。在会议的最后两个小时里要拿出下半年的工作计划,要集中力量解决什么问题?在哪些方面需要提高?团队的每个人都需要学习什么新的东西?一周之后,每个人都需要向总编交一个计划报告。

1937年德鲁克从英国来到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鲁克花了18个月的时间研究美国通用汽车,并且写出了《公司的概念》一书。这个时候,德鲁克想到了总编辑曾经给他讲过的反省课。此后,每年夏天,德鲁克都会抽出两周的时间,来回顾和反省过去的一年。看看那些地方还可能做得更好,哪些地方应该做而没有做,那些地方没有做好。然后,在提出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

德鲁克的这一反省的习惯从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开始,一直到生命的结束为止,跨越60年。

第五堂课:高人指点。1933年,奥地利人德鲁克从德国的汉堡来到英国的伦敦,在一家小型的私人银行做经济师并兼任合伙人的执行秘书。在这里工作了大约三个月之后,银行的创始人找德鲁克谈话了:“你现在已经从原来的经济分析师提升为执行秘书,可是就仍然干的是经济分析师的活,到底执行秘书应该干什么?怎么才能做一个称职的执行秘书?很显然你没有做到。”

一开始德鲁克还接受不了,感到很恼火,慢慢地德鲁克意识到创始人是对的。

也就是从那以后,德鲁克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方式和工作风格。此后,每当担任一个新的职务时,德鲁克都会问自己,“为了在新的岗位上提升效率,我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德鲁克发现,他一生中变化了无数的职位和岗位,但每一次的答案都是不一样的。

德鲁克总结自己做管理咨询50多年来的经验发现,在所有的组织中,那些被提拔起来的,担任新岗位的干将,没有几个人能够成功的。为数不少的人彻底失败,大多数人平平淡淡,成功者寥寥可数。

原因就在于他们往往是“新瓶装旧酒”,“以不变应万变”,慢慢地就变得平庸了。德鲁克说,没有人能够自己发现这些不足,一定需要有高人指点迷津。

第六堂课:反馈比较。1937年,德鲁克从英国来到美国。大约到了1945年的时候,德鲁克选修了三年的课程研修欧洲现代史,尤其是15世纪和16世纪。德鲁克发现,有两个欧洲机制成为推动欧洲发展的动力,一个是南方天主教的耶稣会,一个是北方新教的加尔文教会。两者的成功都归为同一个因素:目标和结果比对的学习方法。

每当一个牧师做一件重要的事情,或者是做某一项决策的时候,他们都会把所要达到的目标写出来,9个月之后,他们会把实际的结果和原先的期待做比对,看看那些地方做得好,优势是什么?下一步要做什么,要改那些习惯?那些是没有做好的地方,那些是不擅长的地方?

发现这种目标与结果的比对方法之后,半个世纪以来德鲁克都是这么做的。德鲁克说,因为这样可以显示出什么地方需要提高、完善,最后也显示出一个人不能做什么,因此以后就不要逞强。知道个人的优势所在,知道怎样提高自己的优势,知道自己的软肋在哪里——所有这些都是进一步学习的关键所在。”

第七堂课:熊彼特的启示。经济学家熊彼特生前是德鲁克父亲的好友,早在1902年德鲁克的父亲一面是奥地利财政部的公务员,同时也在大学里讲授有关经济学的课程,而19岁的熊彼特就是听课的学生。在德鲁克父亲的印象中,熊彼特精力旺盛、傲慢自大、生硬粗暴、不可一世。

1950年1月3日,父亲带着德鲁克拜访了重病中的熊彼特,这时的熊彼特已经是一个66岁的老人,他对德鲁克的父亲说:“我现在已经明白,仅仅记住个人的著作和理论是远远不够了,除非一个人能够给别人的生命带来不同,否则他做的也没有什么稀罕之处。”

要知道,熊彼特年轻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看待人生的。德鲁克的父亲记得熊彼特在30岁的时候,风华正茂,刚刚发表了两部著作,其中就有《经济发展理论》。当时,熊彼特夸下海口说,他最想让人记住的是“欧洲漂亮女人最伟大的情人,欧洲最伟大的骑士——也许还是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五天之后,也就是1950年1月8日,熊彼特离开了人世,终年66岁。

德鲁克永远不会忘记熊彼特和父亲的那次对话,他从中得到了三点启发:一、人必须自问,希望他人在自己身后记住他什么;二、人应该随着年龄而有所改变,不仅是个人的成熟度有所改变,同时也要随世界的改变而改变;三、能让他人的生命有所不同,是件值得后人记住的事。

如果有朋友准备在这个超长的假期里读点东西,建议你去精读大师的名著。上面的“德鲁克的七堂课”就是摘自《德鲁克看中国与日本》第97页至105页(管理专家田同生上个月就读了这本书,而且做了摘录,我从他那里‘抄袭’了许多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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