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海歸夫妻的六年生活
文/赢萱
我有些傷感，爲何總要到了分離的時候才懂得珍惜，若是從一開始我倆就能這樣共處的話，就不會把幸福的時光浪費在争吵和責難上了。
正文：
我嫁給楚銘的時候，幾乎所有人都認爲這是天作之合——包括我們自己。
我畢業于上海交大，随後進入上海的貝爾市場部工作，主攻集團大單業務。我是在浦東一個新廠區的通訊業務招标中認識楚銘的，他代表西門子公司前來參加競标。
那次的競争非常激烈，我們都表現出了志在必得的态度以及充分的努力——盡管，最後阿爾卡特出乎意料地競标成功，我和楚銘卻在競争中惺惺相惜，慢慢成爲了朋友。
楚銘是個各方面都很優秀的男人，複旦的高材生，本來，他在大四那年就以高分獲得了托福和GRE的PASS，但是因爲他的父親突發心髒病去世，他不得不暫停出國的原計劃留在上海工作處理父親的後事以及陪伴悲痛的母親。
然後，我倆的距離慢慢拉近，由戀人到了婚姻。我們一起貸款在虹口區買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當房子裝修完畢後，我們領取了結婚證。
新婚的熱情過後，我們回到了正常的工作生活狀态，每天早上7點準時起床，他坐公汽轉地鐵到莘莊搭乘公司的通勤車，我到南京西路文華大廈等我單位的通勤車，到了單位便是昏天黑地的8小時忙碌，拜上海的擁擠交通所賜，我倆回到家的時候多半都是華燈已上了，于是一起在附近的永和、振鼎雞甚至麥當勞胡亂吃上一頓當是晚餐。回到家洗完澡大概已經在10點以後了，說不上兩句話便都倒頭睡去。到了周末，一起睡個懶覺、然後處理一下堆積一周的家務，渾渾噩噩中兩天時間似乎溜得飛快，接着就又是星期一了。
結婚半年後，我們就再也找不到婚姻的興奮點了：每個月的薪水除了還貸和存下1萬元外，我倆還能各自捏着幾千塊錢零花，可是，我們一點都不快樂——我們有錢，但彼此都不需要對方的錢；我們有家，但120平米的房子就像一個臨時旅館……
對于那種生活，楚銘的不滿并不比我少，終于，在一個周末爲了家務的分配問題，我倆爆發了婚後的第一次戰争，不過，我倆誰也占不了上風——因爲我們誰也不能證明自己爲這個家做的事情比對方多：我倆收入持平、上下班時間一緻、工作強度類似……最後，我隻能恨恨地歎一口氣——這該死的般配！
夫妻吵架這種事情就和燈泡壞掉一樣，隻要有第一次，就不愁第二次，我倆的争吵頻率很快從幾個月一次發展到每月一吵再到每周一鬧，到了後來，我倆見面的時候臉都臭臭的，誰都不願意先和對方打個招呼。床上的被子變成了兩床，盡管同睡在一張床上，我們秋毫不犯。在分居冷戰一個月後，我悲哀地想，或許，我倆的婚姻到頭了。
就在日子不知道該如何繼續的時候，楚銘和我好好談了一次，他說他也覺得我們的婚姻出了問題，他決定去考托福，打算去美國留學。他說我們可以選擇馬上離婚，也可以考慮利用他留學的時間先暫時分開一段時間給對方獨處的冷靜時間，如果覺得這段婚姻真的沒有存在價值的話再離婚。我們選擇了後者——因爲我們都找不出一個恨不得馬上離開對方的理由。
随後，楚銘在托福中考出了618的高分，他開始向美國的各大高校寄出自己的獎學金申請，當位于伊利諾伊州的西北大學工商企業管理專業的錄取通知書遙遙而來的時候，我倆的日子蓦然就要變得以天以小時來計算了。
出國前的日子裏，楚銘辦理了辭職在家準備，也就在那時，我充分領略到了他的溫情：每天早上，我會在早餐的香味裏醒來，洗漱完畢後桌上是一碗熱氣騰騰的泡飯加上4個小味碟的各種小菜；吃完早飯，楚銘會送我去文華大廈陪我等通勤車，等我上車了再向我揮揮手，目送車子遠去；白天我在辦公室忙碌的時候，會收到他的電話或短信，或者問我晚上想吃什麽，或者告訴我他在街上找到了我很久以前就想要的一個小玩意；下班的時候，他又早已在通勤車停*點等着我了；回到家裏，幹淨得一塵不染，簡單而可口的晚飯已經在餐桌上擺得整整齊齊；等到周末的時候，他會有耐心地推醒我，陪我去逛街、在外面吃飯……這是我一直想要的生活，隻是，我有些傷感，爲何總要到了分離的時候才懂得珍惜。
當楚銘終于去了美國以後，蓦然冷清下來的生活讓我覺得寂寞而空虛，我甚至找不到一點能夠讓自己開心的理由——原來我還是離不開他的——這是我對我們婚姻最後的結論。于是，我決定去美國陪讀，對于我的這個決定，楚銘表現出了出乎意外的驚喜和支持，不過，他也委婉向我透露：美國的生活不像我們以前想象的那麽美好。
3個月後，楚銘給我發來了齊全的證明材料，我很快獲準簽證，開始了我的美國陪讀生涯。
與我的陪讀生涯攜手而來的，是窘迫的生活：我們在上海購房的時候向工商銀行申請了30萬貸款，沒有來美國前，我倆的月薪加起來大概2萬5的樣子，我倆是那種不喜歡欠債的人，因此，我們選擇的是無定額還款，手裏有了錢就全部還給了銀行。當我們來美國時，還有18萬的貸款在虎視眈眈。爲了保有那份房産，我在出國前在上海花旗銀行辦理了與工商銀行的異國聯程賬戶，我們每個月必須在伊利諾伊州的達菲爾德花旗銀行存入200美金作爲上海房子的分期付款。
因爲我的到來，楚銘搬出了免費的學生宿舍，在校外租了房子。說是房子，不如說是岩洞，多山的達菲爾德的建築都是依山而建，有錢人的别墅便顯得格外氣勢雄渾，而窮人便隻有偷懶節約建材，在山體上往内挖掘推進，将堅實的花崗岩作爲自家的免費牆壁——我們租到的，便是這樣一間在山體上挖出來的房子——整間房子隻有一扇大門在外面，其餘的部分就全部在山體内部，像個防空洞一樣。第一晚在這裏入眠的時候，我情不自禁就想到了自己在上海的家，想念家裏的高床軟枕和空調——隻是，當初整天和楚銘嘔氣，壓根沒有意識到那時已經在一種非常幸福的狀态。
楚銘每周有10小時的合法打工時間，于是他在一家墨西哥餐廳打工，時薪是15美元，一個月大概600美元的收入，加上小費能夠拿到800塊的樣子——還上海房款200元、達菲爾德的房屋租金300元，我倆真正能夠動用的，隻是拮據的300塊而已——哪怕在上海，這折算成2500人民币的生活費也是以往大手大腳習慣了的我們周末出去購物的一點零花錢而已。而今，我這個家庭主婦必須用這筆在國内作爲零花錢的小錢在美國保證兩個人的所有開支，我覺得這真是對我經濟能力的莫大挑戰。
最大的開支便是吃，以前在國内，我幾乎是十指不沾陽春水，到了美國，我們的那點錢還不夠去餐廳吃兩頓飯的，結婚一年多以後，我開始正兒八經地學習做飯。也正如媽媽講：家務事是天底下最容易學會做的事，就看你勤不勤快。我居然摸索着無師自通地在廚房遊刃有餘了，除了偶爾菜鹹一點飯生一點以外，絕大多數情況下做出的飯菜都能填飽兩人的肚子。
由于我們的房子見不到陽光，爲了預防風濕病和皮膚病，我們盡量地多換衣服和被褥，每天早上楚銘去學校上課以後，我要在第一時間把昨晚換下的衣服扔進洗衣機，然後把床上的墊褥被子全部抱到門外的草坪上攤開，然後撿一根小樹枝拍拍打打，防止内褥因爲潮濕凝結成團。
這裏的居民都習慣用幹衣機，取出來隻要在家裏稍微晾一下就行了，可我們沒有機，超市裏面最便宜的幹衣機要300美元一台，于是我用了最傳統的幹衣辦法——伊利諾伊有的是最燦爛的陽光和幹燥的空氣，我在門口釘一枚釘子，拉上繩子，另一頭系在幾米開外的郵筒上，衣服就可以在陽光下随風起舞了。我記得當我第一次把衣服成功晾好的時候，我手腳忙碌着，嘴裏卻不由自主地哼起了歌，等我意識到自己的開心時，一首歌已經都唱完了——往日在上海的衣服都是扔進洗衣店，我的衣服對我而言隻有一個作用——讓我看起來更漂亮，直到現在我才明白，原來不僅僅穿衣是快樂，洗衣也可以變成一件讓人開心的事情。
可是，盡管我努力開源節流，范文，第一個月下來，我們仍然出現了赤字。我在一張紙上面劃來劃去，決定從下個月開始，在家做便當給楚銘當午餐——楚銘平時的午餐都在學校吃，學校餐廳最便宜的套餐也要2塊錢，一個月下來是60塊，這要花掉我倆生活費的20%，我要把這筆錢省出來。于是我每天早上做早餐的時候順便就把中飯也做了，然後給楚銘裝在飯盒裏讓他帶走，在這下廚的日子裏，我的廚藝也算是大有長進。三天後的下午，楚銘一回家就催我快開飯，說他快要餓死了。我疑惑地問他是不是便當不夠吃，他說有個中國籍同學看中了他的便當，非要花5塊錢買去，說要嘗嘗久違的中國菜的味道，他就把便當賣給同學，自己沒吃午飯。
楚銘的話一下提醒了我，在西北大學，有爲數不少的中國留學生，其中的很大部分都是和他一樣手頭并不寬裕，美國的中餐廳貴得吓死人，遠不是他們能問津的，或許，這批中國留學生身上蘊藏着适合我的商機。
在楚銘的試探和問詢下，那些留學生果然都很願意花5塊錢享受一個正宗的中國便dang,于是，我不挂牌的中國餐廳在那個小小的岩洞廚房裏悄然開張了。
以前，因爲隻有兩個人吃飯，我多半在社區的小超市買菜，盡管貴一點，但是可以隻買很少的分量，避免浪費和扔在冰箱裏營養流失。如今，找楚銘報名購買便當的人數一下超過了30，我就必須節約成本了。離家8公裏以外的河邊有早市，會有本地的菜農去那裏售賣自家田地出産的新鮮蔬菜，有時還有未經冷凍的新鮮肉類。我買了一輛二手自行車，每天7點準時出門去早市一家家比較，買最便宜的原材料。回到家時多半已經是9點以後了，我洗好衣服曬好被子，就要開始準備午餐了，三十多個便當全部就緒，大概已經是11點以後，接着我得把這些便當全部裝進自行車的車簍裏面，送到西北大學去交給楚銘，由他給同學分發。
那個月底是我和楚銘到美國後第一次去外面吃飯——我們在他打工的墨西哥餐廳吃了玉米面餅、玉米濃湯、仙人掌布丁，還一人喝了一杯龍舌蘭酒。因爲，那個月我賣便當賺了2000美金——整整2000美金。
當楚銘碩士畢業的時候，我們在美國的存款已經積累到了30000元，我們還提前還清了上海住房的全部貸款，我們也搬了家，搬到了一處四面都有窗戶的獨門小院，月租金1000美元。美國的出租房分兩種：有家具和沒家具。後者往往較便宜，我們自然還是選的後者，家具是我倆撿來的和在“Yardsale”買來的（美國人搬遷頻繁，所以常常會自家後院或車庫低價出售不願帶走的舊家具及用品）。還算幸撸?覀兓?
